陜西理工學院大三女生馬斯婷，在查出患胃癌時，應家屬的要求學校開始組織師生為其捐款，但學校在知悉其家庭條件尚好，并且當事人也拿不出當地民政部門出具的“貧困證明”之后，拒絕給付捐款。(昨日《華商報》)

　　慈善在法律上的確切表達應該是“贈予”，贈予固然可以撤銷，但撤銷的主體應該是贈予人，或者說是特殊情況下的贈予人的近親屬。學校作為慈善捐助的倡導者和組織者，其在慈善捐助中只是眾多捐助者的代理人，而代理人只有在被代理人即慈善捐助者的授權下才能處分捐助財產。

　　贈予作為一種民事行為，首先遵循的法律原則就是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即當事人是否捐助、捐助多少甚至行使撤銷權等都屬于捐助者的自由，他人無從也無權干涉。

　　事實上，該學校是將自己作為當仁不讓的捐助主體來參與慈善捐助，并從道德上對被捐助者進行“約束”，以當事人“不貧困”的道德劣勢拒絕給付捐款。如果說低保此類社會最低保障的分配是一種典型的“論資排輩”，即只有貧困程度達到一定標準才可獲得此類救助，那么慈善捐助則是標準的“感情用事”，對于一個需要捐助的對象，我們不應該也不需要核實他(她)是否是最需要幫助的主體，只需要當事人的境遇能夠打動捐助者即可。

　　要解決類似的問題，一個有效的做法就是由組織者代勞組織捐助，讓點滴的愛心匯聚成愛的洪流，讓當事人的感恩之情凝聚在集體身上，從而最終回饋社會；另一種有效的途徑就是完善社會慈善組織，讓中介機構過濾掉捐助過程中強烈的“道德不對稱”，當然這需要慈善中介組織運作的公開化以及規范化。

　　□志靈(河南 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