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舉行的澳大利亞聯邦大選中，去年剛剛當選工黨領袖的凱文·拉德(中文名字陸克文)取代連續執政11年的霍華德，成為新一任澳大利亞總理。消息傳來，國人異常興奮，很多媒體都是大版面報道。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此公熟練掌握漢語，并且研讀中國歷史，非常了解中國，是個“中國通”。接著有媒體披露說，隨著工黨的勝出，陸克文將邀請在今次大選中出力最多的華裔女參議員黃英賢入閣，以推動澳大利亞和中國的關系。(《新快報》11月26日)

　　接下來不知道媒體還會在這個“中國通”身上做出多少文章。好在還有明白人，11月26日的《中國青年報》刊登國際評論：“中國通”不等于“愛中國”，從國家利益至上的角度，給我們潑了點冷水。陸克文首先是一個澳大利亞公民，其次是澳大利亞的總理。在西方人眼里，公事和私事是嚴格分開的，“中國通”陸克文是私事，而“總理”凱文·拉德才是公事，我們對于其改善對華關系有所期待，卻也不能期待太多。

　　不知道此文能否給燥熱的中國媒體降降溫，反正我不是很樂觀：我們太喜歡用自己的想法給“國際友人”貼標簽。基本上能用漢語說上幾句“你好、中國”的，都是“熟悉中國”的表現；欣賞或者夸贊了我們的藝術、古董，就“更上一層樓”，都是“愛中國”的表現；要是發表幾句有利于我們的言論，那就更不得了，不是“親華”是什么？就是在這樣的價值取向之下，一些媒體大肆報道過“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攜《孫子兵法》上任”這樣的“利好”消息，盡管后來被證明那是我們的一廂情愿。就是在這樣的價值取向之下，一些報道的大標題里，竟然把福田康夫、保爾森等政治人物，公然地貼上“親華派”的標簽。這樣的做派甚至延伸到體育領域，曾經的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國際足聯的布拉特，也都獲得過“親華派”的殊榮。

　　誠然，國內媒體在報道國際政治人物時，從“貼近性”的角度必然要放大“關系中國”的那一部分。但這樣的傾向被過大渲染之后，影響的卻是全體受眾的心理。也不是說我們敏感到聽不得人家對我們“利好”，而是說媒體有責任通過自己的報道，引導國人學會用把國家利益與個人行為區分開來、人性關注超越民族邊界等現代法則，來看待國際問題，形成一種“大國民”的風范與心態，而不是用我們狹隘的“好人壞人”標準，簡單地對國際人物貼“親華、反華”的標簽。

　　鳳凰衛視評論員阮次山先生曾感慨：我們國家的成長速度很快，變化也很快，可是國民缺乏大國民的文化，大國民的素質。因此，他在著作《冷和——中美世紀之惑》的開篇就提到了大國民風范的四個詞——自信、寬容、雍雅、關懷。檢討一下，或許正是缺乏這樣的心態，我們會為美國校園槍擊案的兇手是中國人的傳言而感到羞愧萬分，然后又為最終證實是韓國人而如釋重負；正是缺乏這樣的心態，我們會為中國人在華爾街上騎牛是否損害國家形象而爭論不休；正是缺乏這樣的心態，我們把自己的坐標常常建立在一位或幾位國際要人的言論上——對其“不友好”的話憤怒不已，對其“友好”的話如癡如醉。

　　我們當然需要關注國外涉及“華”的行為與言論，華人的利益、國家的利益、對華的政策，卻不必過度敏感——不當的關注只會讓我們的國家利益受到傷害。

　　美國《外交》雜志曾刊登一篇題為《中國的自信外交》的文章，論述中國要“樹立大國意識”的問題，說中國需要克服長期形成的“受害者心理”，因為，“沉浸在受害意識中的大國的出現讓世界毛骨悚然”。這話聽起來的確讓我們“毛骨悚然”，但如果我們無法展示出自信、寬容、雍雅、關懷的大國民風范，總是用狹隘的視角來解讀世界，就難免在國際上被人如此描述，而這種印象不管是不是一種“歪曲”，最終受到傷害的還是我們的國家利益。

　　一個大國的崛起首先是國民心態的崛起，在這一點上，現代媒體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對于多數沒有長期國外經歷的國人來說，他眼里的世界就是媒體上的“世界”，他認識世界的角度就是媒體預設的角度，他的思考方式也常常就是媒體的思考方式，當大眾傳媒不夠雍容、自信，常常不理智地興奮、懊惱的時候，就難免在客觀上會誘導民眾形成錯誤的認知。如此做派一旦形成習慣，則何談國民集體的風范？(畢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