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2007年，對南京大屠殺記憶和講述的接力棒傳到了新一代導演的手中。他們對這段歷史的思考，開始從單純對災難場景的控訴，進入更加理性的層面。面對虐殺，我們是否在災難中表現出了自我拯救的希望？

　　記者/陳曉

　　2007年冬天，天津睦南道的一棟西式小洋房里，電影《南京！南京！》正在拍攝。

　　這是迄今為止對這段歷史最年輕的影像講述者的創作：主創組的年齡都在20多歲到30多歲之間，而扮演在片中舉起屠刀的日本年輕人，年齡也在19歲〜35歲之間。70年前，也是一群二十多、三十多歲的年輕人，作為大屠殺的主角，扮演了施暴者和受難者的角色。

　　“我看舊照片發現，被屠殺的人絕大部分特別年輕。屠殺的實施者也都非常年輕，目光凝視對方，只是語言不同，灌輸的教育不同，信仰不同，就叩動扳機、揮舞軍刀。這兩組年輕人，想起來讓人不寒而栗。”《南京！南京！》的導演陸川說。

　　2007年，世界共有7部有關南京大屠殺題材的影片投入拍攝。在中國，講述這段歷史的接力棒傳到了更年輕導演的手中。而他們開始從對災難場景的再現和控訴，進入更深層次的追問：這樣大規模的虐殺，是戰爭中的暴行擴大化嗎？在災難中，我們是否表現出了自我拯救的希望？

　　以史為鑒，我們需要了解的不僅僅是屠殺本身，還有1937年的戰爭，1937年的中國。

　　70年前，誰，經歷了什么？

　　2007年12月8日傍晚，《南京！南京！》片場休息，但原因卻不一般。

　　從南京來的一個特約演員，在劇情的感染下，說出自己就是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劇組正在做她的思想工作，希望她能對著鏡頭講出她家女性親屬被日軍凌辱的過程。南京研究大屠殺的學者張連紅說，目前所知的整個南京遭受過日本性暴力并愿意說出來的女性不過12人。那么，這位老人是第13位。陸川說，這是一個“殘忍的驚喜”。

　　順著掛著古式西洋鬧鐘的樓梯，沿著支著安全區值勤記錄黑板的樓梯間，穿過裱著西門子公司老照片的客廳，記者見到了這位老人。她穿著淡綠色長棉袍，米色圍巾，銀灰色的頭發盤在腦后，面龐線條優美。她已經收起激動的情緒，準備進入鏡頭講述，臉上的表情克制，平靜。高圓圓扮演的女教師問她：“昨天晚上發生了什么？”一開始，她緩慢、清晰地說:“昨天晚上，一幫日本兵⋯⋯”很快，隨著語速的加快變成痛哭，后面的話都淹沒在哭聲里，短短幾分鐘的講述，只能分成好幾條來拍。

　　發生了什么？這是我們問了幾十年的問題。在不同的時代，我們有著不盡相同的敘述版本。

　　上世紀80年代初，日本文部省對送審的高中二三年級歷史教科書，要求把描述日本侵略歷史的部分予以淡化或刪改。隨后，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建立。1988年，導演羅冠群在參觀完紀念館后，懷著第一次知道這段歷史的憤怒、震驚，拍攝了《屠城血證》，成為當年國內票房十大賣座片之一。1995年，吳子牛看完300萬字的史料后，以對30萬亡靈的內疚之心，拍攝了《南京大屠殺》，這則消息當年上了日本報紙的社會版頭條。

　　影片把這些血淋淋的歷史從文圖史料變成了逼真的影像畫面，觀眾真切感受到屠城的過程。

　　但這并不是那段歷史的全部。面對30萬人的離去，70年后的我們絕不是只要從中聽到哭喊，看到血淚。

　　因此，在2007年陸川的歷史影像中，縱使有“殘忍的驚喜”，這位老人和她的家庭的故事也只有短短幾分鐘。陸川在軍隊呆過，在他的講述中，水上、角川、伊田……這些太陽旗下手握軍刀的士兵，成為了那段歷史的一個重點。“我們在非常認真地拍日本人，非常認真地拍日本士兵。我們所有的日本演員都是從東京請過來的，而且我給他們的戲份都非常重，因為要看到他們在戰爭中的變化。”陸川說。

　　普通人還是嗜血士兵？

　　剛開始聊天的時候，夏村真廣(注音)規矩得有些拘謹地坐在酒店的床邊，21歲的臉上透著干凈，害羞、緊張。因為出演《南京！南京！》中的日本士兵水上，他第一次來中國，也第一次了解南京大屠殺。來中國后的第三天看到劇本，夏村真廣大哭，用英語給陸川寫一封長信，說他演不了這個角色，說太可怕了，“導演你放我回日本吧……”

　　夏村真廣最終還是扮演了水上，這個他認為“非常可憐，生錯時代的年輕人”。他需要在電影中殺人、強奸。對夏村真廣來說，這是一條可怕的心靈之路。他以前學服裝設計，在日本淺草的一個市場上發現了和服的奧妙和美麗，因此對自己國家傳統的優美充滿熱愛。他還喜歡騎自行車環游日本，去公園的池塘邊觀察小動物，一看就是3個小時。他說自己不喜歡戰爭，原因是膽怯，不敢去面對戰場上的殺戮。但他也固執，自己相信的東西，不管對錯，一定會去做。他討厭這部分性格。但他所討厭的這部分自己，成為聯結起士兵水上的路徑。“我以前寫日記，看完劇本后，我把角色和我的日記做比較，發現我和水上有相似之處——會固執地聽從上面的命令。雖然不想打仗，但會去慢慢適應戰爭環境。”夏村真廣對本刊說。

　　一同來到中國的年輕人中泉英雄，也在扮演的角川中，找到了他可以接受角色的普通人的部分：“內向，怕殺人，也怕被人殺。變化是在戰爭中，最后會崩潰。”

　　在日本1937年拍攝的的紀錄片中，12月13日攻入南京的部隊里充滿了這樣的年輕人：戰事未起時，他們彬彬有禮，心中充滿著對周圍事物的愛和溫暖；從軍之后，他們慢慢學會服從神授的君權，成為虐殺的野獸。

　　如何區分開施暴陣營中的士兵和人民？一直是表達這一段歷史的難點。不管從中日邦交，還是從哲學意義上的人性，發動戰爭者和被卷入戰爭的人民都是不同的兩類群體，前者要承擔所有的罪惡，后者則要承載戰爭中的溫情和戰爭結束后重新生活的希望。

　　吳子牛的《南京大屠殺》拍攝于1995年。是年5月，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訪華，表示要把戰后50周年作為日中關系的新的出發點。同年9月，在“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周年紀念大會”上，江澤民指出，“要使中日關系長期、穩定、健康發展。”吳子牛告訴本刊，在1995年，他把日本人民和嗜殺的日本士兵分得很清楚，因此他將主人公的妻子設計為一位日本人，和她的中國丈夫共同經歷了7周夢魘般的屠城，并生下一個叫“南京”的中日混血兒。

　　但戰爭的可怕和邪惡之處正是：它讓世界上沒有人民和士兵這樣兩個涇渭分明的陣營，人民和士兵是一體的。普通人也會拿起戰刀。

　　《南京！南京！》劇組的日本年輕人需要接受從日本請來的教官的軍事訓練，陸川要他們找到從普通人到將殺人當做游樂的心靈依據，“你會目睹這些孩子在變化，當他們真的開始喊口號，開始瞪起眼睛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他們身上的那股勁真的是挺不一樣的。”

　　木幡龍在劇中扮演一個“表面自由放肆，但內心很復雜”的日本軍官伊田。雖然對“是否相信南京大屠殺”這個問題，木幡龍“不想回答，對不起”，因為他說“在日本國會圖書館中看到了很多完全不同的說法”，但他認可伊田這個角色行事邏輯的真實。在拍攝中，有一段強奸的戲，他甚至自己加戲，給自己設計了更強化“壞”的戲份。陸川說，“我都想不到他會這么演，那是他自己設計的——我既然要演壞人，這樣才壞呢。”

　　什么樣的軍隊和國力的對抗

　　但，這也不是南京大屠殺的全部。

　　南京大屠殺是一場軍事失敗后的衍生品，“如果我拍的日本人還是那種蓄著渣胡子，頭腦簡單，只剩兇狠的，如果我們真是曾經輸給這樣一個軍隊，那才是真正的悲哀。”陸川說。

　　橫山伸治在中國學習電影7年，雖然各種說詞不一的資料，讓他不確定南京30萬人被虐殺是否屬實，但他出任了《南京！南京！》的副導演。“如果這部電影還是把日本人的形象從始到終貫穿著愚蠢地殘暴，我沒有興趣。”他說。

　　還原兩支軍隊的形象，就要撥開漫天的血腥，看清1937年的中國和日本。當我們真正做到從細節上去還原這段歷史的時候，會發現戰爭勝敗的秘密就清晰地寫在軍服的質地、設計、顏色，軍隊的槍支、彈藥，甚至一張普通士兵繪制的圖紙上。比如1937年的日本軍服，專門在腋下設計了一塊三角布，讓步兵這塊特別耐磨。1937年攻入南京時戰事剛開始時，士兵的衣服都是呢子的，最后打到1942年窮了，才穿的棉服。

　　在南京大屠殺的所有回憶中，國民政府是被隱沒的一方：他們在南京城留下一個倉皇撤退的背影后，似乎就從這段歷史的敘述中消失了。但細節告訴我們，當時是一個什么樣的政府和國家在抵抗：守城的五支中國部隊，除了中央軍的軍服還比較靠譜之外，從廣東四川調來的部隊的服裝都特別凌亂不堪，服裝有四五種顏色，十幾種款式。中國軍隊剛從軍閥混戰的狼藉里脫身，各路軍隊的槍支都是不通用的，子彈也都不通用，因為不同的軍閥造槍支子彈的工廠都不一樣，基本上是不同的生產線。

　　“這是國力的PK，這仗沒法打。”陸川說。

　　自我救贖的星光

　　目前的史料顯示，在屠城中的中國人，“幾乎都是被動的受難者。”羅冠群說，這是他導演《屠城血證》時遇到的一個難題。面對一個如被下了咒語般順從的屠殺，羅冠群采用了虛構的手法。“這是我國第一部表現南京大屠殺的片子，我必須要正面、全面，既要表現日本士兵的殘暴，也要表現中國人民的氣節。不然感情上過不去。而綜觀整個抗日戰爭歷史，我們也是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件。”

　　因此，在1988年的影像敘述中，南京大屠殺中的中國人是勇于反抗的：照相館老板14歲的女兒被強奸，小兒子被打死，他用兒子佩玉的碎片扎向日本兵的眼睛。另一個角色“小廣東”對日本士兵舉起了斧頭，男主角展濤在烈火中撞響了巨鐘……

　　1995年，吳子牛再次回望這段歷史，他覺得這是一部給后人看的電影，不能“從血腥到血腥，從悲涼到悲涼”，“極其強烈的民族自尊心”讓他在片尾設計了孩子的意向，給影片希望。片中男女主人公帶著在戰火中出生的中日混血的孩子，逃出死亡之城，上到揚子江上的小船，背景音樂響起“不要哭啊，南京”，“這是唱給孩子的，也唱給城市的，還有下一代，還有希望。這是我片子中惟一的亮色。”吳子牛說。

　　到了2007年，陸川試圖以仿紀錄片的形式做一個劇情片。他將影片都洗成了黑白，并且劇中的每個細節都有史料出處。因此，膠片中沒有響徹紫金山的豪邁鐘聲，在真實的屠殺中也沒有找到中日友好的民間感情的象征。

　　“我在看這些史料的過程中，基本上是沉浸在黑暗中，你看到的是虐殺虐殺，強奸強奸，反抗就是集中在紫金山保衛戰那段時間。12月13日南京陷落之后，你就發現基本上整城的中國士兵和百姓就順從地被驅趕著。我甚至看到日本兵有這樣的記錄，一排20個中國人，把頭砍掉，再上來20個中國人，把尸體抬到坑里，跪下，再把頭砍掉。殺一下午，沒有一個人去跑，沒有一個人去鬧，當時看到這些，真的是覺得巨郁悶。”

　　陸川在江蘇省社科院歷史研究員孫宅魏的研究中，看到在一場對四萬人的屠殺中，日軍有僅亡一兩人的記錄。上了4年軍校的陸川就想：“如果是集體暴動，可能還是會死掉很多人，但是我相信沒準能跑掉1000人。四萬人暴動，日本人怎么打啊，子彈都穿不過的人墻啊。”

　　但是沉入歷史最黑暗處，也會發現星點的亮光。在對史料進行梳理的時候，陸川逐漸發現了一些讓人蕩氣回腸的救贖：城內7周大屠殺時，中國人惟一一次持槍抵抗的行動，是在幾個日本兵抓人槍殺時，正好有幾個中國兵藏在墻后面的地下室里，他們開槍打死了那幾個日本兵，這在當時造成了全城混亂，傳說中央軍進城了。

　　還有一個叫陳瑞方的女子學院的老師在日記里寫到，當時安全區的中國男人被以士兵的名義抓起來，日本人要把他們帶走槍殺，經過拉貝他們的反復交涉，日本人同意讓安全區的婦女來認，是她們的丈夫或者兒子就可以留下。結果有1個女人換了6身衣服，救出了6個男人。

　　還有魏特琳寫在日記里的，日本人來金陵女子師范大學的安全區要妓女，有20個妓女主動站出來跟著他們走了。“這些女的是自己站出來的，她們站出來救了別的女人。但是你想象，這多可怕啊，不是去接客，而是被輪奸。”

　　這些是中國人救中國人的故事。雖然“真的是鳳毛麟角，但是我還是在電影里用了，還是非常希望能寫出一些自我拯救的故事。”陸川說。

　　吳子牛說，拍片子就像播種一樣，是要講節氣的。時代不同，同一段歷史的面貌也總有不同。(實習生李楠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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