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面報道遭遇報道對象質疑,并非什么新聞,然而一如“西豐事件”那樣極具戲劇性者,卻著實少見。
1月1日,《法人》雜志刊發了記者朱文娜一篇題為《遼寧西豐:一場官商較量》的文章,涉及當地縣委書記。3天后,西豐縣公安局和政法委工作人員攜帶立案文書和拘傳文書,到北京《法人》雜志編輯部,以涉嫌誹謗,要求拘傳朱文娜。
和剛剛“撥亂反正”的“綏德事件”一樣,“西豐事件”一經曝光,輿論洶涌,批評潮起。輿論的聚光燈下,“西豐事件”將如何發展?是司法介入下的判決,還是行政干預下的化解?
相當多輿論監督效力是通過行政干預實現的。這當然大快人心,但是司法領域的缺席或反應遲緩,以及當事人缺乏通過司法解決的意識,也讓我們略有缺憾。
“黑磚窯事件”獲得突破性進展,系輿論監督先行,而真正使事件得以最快速度進入司法程序的,卻是來自黨中央、國務院的嚴令。新近“綏德事件”的撥亂反正,也取決于上級行政領導對輿論監督的積極態度。
輿論監督先行,是我們這個孜孜以求健全權力運行和監督機制的社會的一個特征。而這,很大程度上基于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和突破,源自網民的參與熱情。
然而,面對輿論監督,西豐縣快速的“司法反應”卻有以權代法的嫌疑。何況據報道,所謂涉嫌“誹謗”,被“誹謗”的對象,即縣委書記本人聲稱并未起訴,不知罪名如何“坐實”?
這讓我們思考,司法究竟應該如何介入輿論監督事件?
“西豐事件”不是沒有“司法解決”的合理途徑——從單純的輿論審視到公正的司法審判。如果,縣委書記真的認定記者誹謗,不是不可以起訴,記者也不是不可以應訴。法庭之上,當事雙方擺事實,講道理,公開審理,孰是孰非,法律說了算。
事實上,輿論監督之下,當事人如何運用法律武器,司法如何主動介入跟進,成為健全權力運行和監督機制的一個關鍵性問題。否則,權力監督就不完善。
即如不久前的“綏德事件”,目前皆大歡喜的結局,也許并非輿論監督最好的結果——僅僅縣公安局、教育局關于拘留決定和停職處分的撤銷令,就能撤回對校長高勇的傷害嗎?僅僅縣長一句“對不起”,就能夠消弭官員心中的特權意識嗎?只要上級領導不較真,司法就不會介入,輿論監督也不過是一時風波,道個歉或者寫個檢查,也就過去了?
因此,期望“西豐事件”不再只是輿論壓力之下行政協調的收場,而能有法律的公正判決。這不僅對涉案各方、對廣大讀者也是一個交代。
畢竟,當輿論監督登場之后,司法機構非但不應成為某些官員的私有權杖,也不應側立一旁保持沉默,這是依法治國的題中應有之義。(郝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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