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重慶“彭水詩案”之后，全國各地出現(xiàn)了一連串的“誹謗”官員案，大都涉及公民通過手機短信等方式散布對當?shù)毓賳T不滿的言論。最近，遼寧西豐的短信誹謗案又增加了一層變數(shù)。在西豐縣委領導眼里，不僅公民對縣委的批評構(gòu)成“誹謗”，而且媒體對“誹謗”事件的報道也構(gòu)成了“誹謗”。筆者不得不說，這些判斷是缺乏憲法常識的。

　　去年“彭水詩案”發(fā)生后，筆者曾經(jīng)寫過一篇短文，主題是公民對官員的批評在法律上不可能構(gòu)成“誹謗”；要對公民言論入罪，政府需要證明這種言論的指控不僅是無中生有的，而且是主觀故意的。在法治發(fā)達的國家，公民批評官員的自由是一種受到法院嚴格保護的憲法常識。中國1982年憲法也明確表達了這種常識：公民不僅有言論和出版自由(第35條)，而且“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quán)利”，以及“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quán)利”，“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第41條)。但是時隔大半年，就從各地仍然頻發(fā)的“誹謗案”來看，各地政府官員似乎還沒有理解憲法所表達的常識。

　　言論自由的重要性是眾所周知的，無需贅述。公民批評官員的憲法權(quán)利不僅是一種重要的個人自由，而且對于建設“和諧社會”和“法治國家”來說也是必不可少的。近年來，不少地方的貪污腐敗、侵犯權(quán)利案件頻頻曝光，而某些官員的胡作非為正是通過公民檢舉揭發(fā)而被曝光出來的。如果公民沒有說話的自由，中央政府很難發(fā)現(xiàn)并懲治地方腐敗。就拿“西豐誹謗案”來說，當事人已經(jīng)來到北京準備向中紀委反映情況，但還是被抓回去定了罪。在目前地方民主和法治還很不完善的情況下，如果不是那條“誹謗”短信引起報刊注意，趙俊蘋很可能只能默默忍受西豐縣委的打擊迫害，而中央和全國人民至今還蒙在鼓里。因此，要有效監(jiān)督地方官員，中央必須保證人民不僅有說話的自由，而且沒有因言論而受懲罰的恐懼。

　　當然，在信息爆炸的現(xiàn)代社會，任何個人的聲音都是微弱的，即便通過手機短信等現(xiàn)代化工具也不例外。公民的聲音如何受到社會重視？這就要靠《法人》雜志這樣的媒體，媒體相當于公民言論的“擴音器”；它將重要事件從紛繁嘈雜的信息海洋中過濾并提取出來，引起全國關注，幫助人民監(jiān)督政府和政府自我監(jiān)督。可以說，中國社會近年來取得的每一點重大進步都離不開媒體的作用；沒有報刊、電視、廣播、網(wǎng)絡的新聞報道，我們都不可能知道孫志剛事件、山西黑磚窯事件、廈門PX事件……更不用說解決這些事件中的問題了。新聞監(jiān)督是最有效的社會監(jiān)督機制，也是公民權(quán)利最有力的保障。因此，如果說公民個人的言論自由受到憲法保護，那么媒體的報道自由更應該受到保護。事實上，比如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在1964年“紐約時報案”的判決就是專門針對媒體的報道自由；為了避免給言論自由“潑冷水”，政府不僅不得禁止公民個人“誹謗”，也不得禁止媒體“誹謗”。當然，就和個人一樣，媒體也得承擔法律和道義的責任；如果媒體誹謗了平民百姓，就得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然而，為了保護普通百姓的基本權(quán)利，為了保證政府受到有效監(jiān)督，政府官員就不能因為媒體報道對自己不利而隨便指責“誹謗”；即使報道錯了，政府也得“忍”著點，而不是像西豐縣委那樣利用自己掌握的公權(quán)力到處抓人。

　　有趣的是，西豐縣委竟然搬出西豐人民作為后臺，認為《法人》雜志的報道嚴重影響了“西豐的形象”，甚至聲稱“我們不采取相應措施，是對全縣人民不負責任！”，以為這樣就能為剝奪憲法基本權(quán)利的行為提供正當性。但是他們恰恰錯了。無論是西豐的形象還是西豐人民的利益，確實是要維護的；報道是否屬實，社會也自有公論。然而，西豐不能通過扼殺公民和媒體的言論來維護自己的“形象”，西豐人民也不會在乎如此“維護”起來的虛假形象。恰好相反，就和當事人趙俊蘋一樣，西豐人民的最大利益正在于通過包括短信在內(nèi)的各種方式反映自己意見的權(quán)利，在于接受媒體采訪并得到報道的權(quán)利，在于讓中央和全國人民知道西豐究竟發(fā)生了什么的權(quán)利。如果憲法規(guī)定的這點權(quán)利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保護，那么不僅是西豐，全國各地發(fā)生的大大小小的孫志剛事件、黑磚窯事件就永遠不會完結(jié)——不僅不會完結(jié)，而且會渾然不覺地在我們眼皮底下大行其道。

　　在經(jīng)歷這么多“誹謗”事件之后，我們希望全國各地上上下下的官員都能形成一種憲法常識：除非是顯然的明知故犯，公民和媒體在法律上是不可能“誹謗”官員的。

　　(作者張千帆 系北京大學憲法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