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你通報，就怕你見報”，就是人們對輿論監督作用的一種形容。美國尼克松“水門事件”、克林頓緋聞案等，新聞輿論都發揮了重要作用。英國媒體中的“凱利自殺事件”盡管是一場悲劇，但從中可以看到英國媒體的力量。俄國媒體披露葉利欽家庭腐敗問題，也使這位著名政治家的威望受損。德國最大的在野黨基督教民主聯盟接受一家武器公司捐贈的丑聞，盡管在8年之后才被媒體揭露出來，但此事仍迫使科爾辭去了該黨名譽主席的職務。在今天的民主法治國家，輿論監督已經被喻為與立法、行政、司法并列的“第四權”。

　　馬克思說過：“報刊按其使命來說，是公眾的捍衛者，是針對當權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無處不在的眼睛。”這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權力同樣存在濫用的可能。“以往國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會起初用簡單分工的辦法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機關來保護自己共同的利益。但是后來，這些機關，而其中主要的是國家政權，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從社會的公仆變成了社會的主人。”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時，提出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民主監督制，以人民的民主權利來監督制約權力濫用的主張，以便讓“這些勤務員總是在公眾的監督之下進行工作”等等，都是馬克思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用輿論監督防止權力濫用的設想。

　　輿論監督既以政府為對象，公民就成了輿論監督的主體。當代民主法治的實踐告訴我們，保障公民的輿論監督權，是民主法治國家的基本義務。法治國家的一切國家行為都要有利于發揮而不是遏制公民的輿論監督權。當然，公民的輿論不一定都正確，有時也會有錯，但輿論監督即使有錯，也是公民的權利。只要不是故意，同樣應受保護。反之，如果公民輿論監督有錯就要受到追究或賠償，公民輿論監督的積極性和基本權利的保障就會大打折扣，這無疑不利于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這方面，上世紀60年代發生在美國的索利文訴《紐約時報》案無疑是一個很好的借鑒。當地警察局長索利文以報紙的輿論監督侵犯了自己的名譽權為由請求賠償。但最終未獲支持。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指出：輿論監督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公民的輿論監督可能有錯，但不能因為有錯就賠償，除非能證明當事人是故意的。對比之下，如重慶彭水詩案和安徽省五河短信誹謗案，前案當事人被公安局以涉嫌“誹謗罪”送進看守所關押了一個月，后案的幾個當事人不但遭降級、撤職處分，還被拘留了10天、罰款500元，其中一名教師被帶進拘留所之后，警方才發現他是人大代表。近期，還出現了警察以刑事手段追究記者責任的怪事，令人震驚。

　　輿論監督與誹謗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行為。輿論監督是公民監督政府的基本權利，而誹謗則是一種侵權行為。我國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規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可見，誹謗罪要能夠成立，必須有“捏造事實”的情節，而且必須嚴重。反之，公民就社會問題發短信或記者報道相關社會問題正是行使正當的輿論監督權，是民主法治國家公民的基本權利。

　　1945年7月，毛澤東在回答黃炎培關于中共能否找出一條新路跳出人亡政息的“歷史周期率”時，曾非常明確地提到了輿論監督：“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60多年過去了，今天結合黨的十七大報告關于輿論監督的指示，重溫毛、黃的這段對話，仍然具有發人深省、振聾發聵的力量。輿論監督，正是我們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力量所在。現在我們有些官員動輒以誹謗罪來對待人民群眾的輿論監督，這種做法離我們黨和人民的要求、離現代法治文明的宗旨不是太遠了嗎？在我國推進民主法治與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深刻理解輿論監督的民主意義，必須嚴肅對待上述所謂誹謗案。對于亂用執法權破壞人民群眾輿論監督的行為，堅決加以抵制。這不僅是全面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的需要，而且是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全面推進我國民主法治的基本要求。

　　(作者: 蔣德海；作者為華東政法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