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上海2月26日電 題：名流寄望兩會：周瑞金再論思想解放 堅持改革不動搖

　　記者 孫宇挺 許曉青

　　十七年前的春天，正當中國改革處于徘徊之際，“皇甫平”在上海灘上吹響了進一步改革開放的號角。

　　當中國改革步入而立，作為“皇甫平”系列評論的主要組織者與撰稿者，當年解放日報副總編周瑞金，兩會前夕在上海接受中新社記者采訪，再談改革時表示，中國改革還處于拐點，堅持改革不可動搖。

　　從不愿再提“皇甫平”到《改革不可動搖》

　　雖然在二00三年周瑞金曾對某媒體表示，“不愿意再提‘皇甫平’。”言語間透露出一種淡忘。但二00六年，“皇甫平”又一次攜《改革不可動搖》重出“江湖”，再度引人矚目。

　　周瑞金說，原本認為關于改革的有關爭論已經解決了，所以覺得皇甫平“恍如隔世”不必再提。但沒有想到，二00四年又開始了關于改革的“第三場大爭論”。這場郎咸平發動的大爭論，抓住了中國改革中國有資產流失、貧富差距、教育、住房、醫療等問題大做文章，認為中國市場化改革是失敗的。

　　在這種情況下，周瑞金冷靜地觀察了近兩年，到了二00六年一月才出來講話。周瑞金說，當時中國一些主流經濟學家被認作是利益集團代表，在這場爭論中處于被動挨打、無力還手的境地。這個時候，他感到非要出來講話不可，所以就有了《改革不可動搖》。

　　在《改》一文中，周瑞金并沒有回避改革遇到的問題，他說，改革中面臨的新問題，只能用進一步改革解決。

　　周瑞金說，中國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但并不意味著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有問題，反而是市場化改革不徹底引發的問題。這種不徹底表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沒有得到政治體制改革的配合，特別是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沒有跟上。

　　周解釋說，政府的職能沒有轉變，還在注重抓招商引資，沒有轉變成為公共服務的主體。而改革到現在產生這么多問題原因在于，社會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產生了變化。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這個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解決私人物品的供給問題，就是人民群眾衣食住行的溫飽問題。進入新世紀以后，這個問題已經基本獲得解決，人民群眾卻對公共品的服務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對國民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社會治安、社會就業、民主權利、司法公正、信息對稱、分配公平、環境保護、懲治腐敗等提出越來越多的要求，周瑞金這樣解釋。

　　“與之相對應的是，中國的政府還沒有思想準備，還像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樣，在抓招商引資和抓GDP，與開發商打得火熱，而沒有作為社會公共服務主體，切實向廣大民眾公平公正地提供社會公共品。結果，中國的社會出現了一系列新問題、新矛盾。”周瑞金說。

　　改革的三場大爭論和兩個階段

　　“圍繞改革，在這第三場大爭論前，中國還曾出現兩次大的爭論。第一次爭論是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四年，圍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問題展開；第二次爭論是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二年，圍繞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展開。”周瑞金如是介紹。

　　在周瑞金眼中，中國改革大致可以分為兩段。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十一年間，那是自下而上帶有理想主義的改革，擺脫了“文化大革命”的束縛，開啟了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方向，在經濟、政治、文化各個領域涌現了新事物、新探討。

　　經過一段徘徊，從一九九二年開始進入到新一輪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主要目標的改革，到目前這一段改革，基本上是以利益調整作為主要目標，自上而下地圍繞經濟體制展開。“應當說這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經濟發展也取得重大成果。”周瑞金說。

　　“這兩個階段的改革都發端于兩次思想解放，兩次思想解放又都是鄧小平推動和主導的。”周瑞金說，“第一次思想解放是真理標準討論，當時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的《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開啟了第一次思想解放的第一腔，但作為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真正標志的，則是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

　　“如果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是從思想僵化、教條主義和對領袖的個人崇拜的迷信中解放出來。那么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則是從對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的迷信中解放出來。”周瑞金說。

　　正如大眾所知，第二次解放思想運動發端于四篇“皇甫平”文章，以鄧小平《南方重要談話》為主要標志，推動中國改革開放進入歷史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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