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評論版就廣東省政協委員孟浩駐扎深圳火車站地鐵出口蹲點捉賊一事發表了評論，看后覺得還有話要說。

　　孟委員之所以想到自己動手來捉小偷，難道僅僅是為了他丟失的6000塊錢？顯然不是。因為從時間成本角度分析，孟委員一天的蹲點時間如果使用得當，完全有可能得到超過這筆錢的回報。而從社會分工的角度看，由于捉賊非孟委員本行，也就難怪他一無所獲。其實，從事后他提交給深圳政府部門的報告看出，他的最終目的主要是借此認真調研一番當地的治安情況，并結合自己的親身體驗為政府建言獻策。

　　透過孟委員的政協常委身份，我們發現，原來除了高坐在廟堂之中聽聽報告、發發言，政協委員其實也可以走到田間地頭、親歷社會的犄角旮旯去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并嘗試解決問題。這恰恰更加彰顯了政協委員作為一位民意代表的問政本色。

　　什么是我們期待的問政本色？從孟委員身上，我們至少可以看到三個方面的體現。

　　首先，問政未必都需要運用復雜的專業技能才能實現，但一定少不了像孟委員那樣的“較真”。錢被小偷偷走，一般人最多也就是報警，更多人則會選擇自認倒霉、下次繞道而行。孟委員卻選擇知難而上，非要捋起袖子來蹲點捉賊。我們仿佛看到的不是一個西裝革履的政協委員，更像是電視上那個憨厚的許三多，噘著嘴巴，挺著、扛著也要把一個別人早就放棄的“死理”糾纏到底。可是我們應該歡迎這樣的“較真”，沒有這股子倔勁，很多問政的念頭恐怕很快就被所謂的“常識”、“慣例”給憋死在肚子里。所以，問政第一本色，就是要“較真”，甚至敢于“較勁”。

　　問政不僅要能夠在人人見怪不怪的地方發現問題，還要做到“見微知著”，善于用“放大鏡”來放大問題的尺度。孟委員從一個局部地區小偷活動的猖獗看到深圳的治安問題、從失效的攝像頭看到警方的疏懶、從人人可見的“可疑人物”在警方監控之下的隱形看到借鑒香港等地的巡警制度的必要，這就體現了問政不同于一般普通人觀察問題的視角。在這個事情上，孟委員的工作是到位的。

　　問政第三本色，恐怕是我們較為陌生的方面，那就是發揮“聚光燈效應”。一般民眾哪怕發現了問題，可能在日益龐大、復雜的官僚體制面前無法將需要表達的信息傳達到決策部門；而作為民意代表的委員們，由于具備特殊的政治身份和法律賦予的監督職權，容易引起被監督者的重視。可是，我們習慣的傳統做法往往是通過內部管道傳達這類信息，直達某些領導的辦公桌。而孟委員選擇的是邀請媒體的參與，把問題充分曝光在媒體和大眾的“聚光燈”之下；也正是這種做法，引起了一部分政府官員的不快。然而，成熟政治社會中的問政，其實很多時候也需要某些“政治行為藝術”表演，從那些聲勢浩大的造勢活動、你來我往的政見辯論，到代表們領著一群記者“逛”街頭的菜市場、聽路邊的大媽抱怨生活艱辛，其中誰能否認有“秀”的成分？可是，另一方面，這樣的“走秀”，可以拉近民意代表和大眾的距離，從一個“民”的角度來指出問題，而不是從一個“官”的角度來內部消化問題。更重要的是，媒體的參與，民眾的關注，往往能夠給予一個問題更加強大和持久的關注力度，有益于形成良性問政的制度互動，而問政的直接指向就不再是“對上級領導負責”式的督辦，而是對大眾負責的群眾監督、社會評議。畢竟，像治安這類的問題，生活在當地的一般群眾肯定比坐在層層保護的大樓里的官員們更有發言權。

　　從上述三個方面來看，孟委員的“捉賊”事件應當是一次成功的問政。(王鋼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