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下午，備受關注的“許霆ATM機惡意取款案”重審宣判。廣州市中級法院認定許霆盜竊罪名成立，并判處其5年有期徒刑。除退賠惡意取得的款項外，許霆還需繳納兩萬元罰金。這一判決結果再次引爆了網絡輿論，在留言和評論中多數是質疑。

　　但這樣的重審結果并不意外。2月28日的《廣州日報》曾報道，許霆案“將由廣州中院逐級呈報至最高法院進行請示”。從程序上分析，最高法院已多次發文禁止“個案請示”。在四級二審終審制的審級制下，廣州中級法院仍要逐級呈報最高法院的，當然不是關于許霆的罪與非罪，而只能是罪重或罪輕。其法律依據便是此前被網友反復提出的《刑法》第63條第2款，“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的案件，必須經最高人民法院的核準，其判決、裁定才能發生法律效力并交付執行。”而適用這一條的前提，就是認定許霆盜竊罪名成立，則屬盜竊金融機構數額巨大，法定最低刑為無期。

　　從無期改判5年有期，當然是司法對民意的善意回應，但從反響來看效果似乎不佳。由許霆案所引發的公共議題涉及平等保護、有效辯護、程序正義、罪刑相適應等諸多現代司法理念，但圍繞許霆案的爭辯核心仍是許霆的罪與非罪，而不在或主要不在罪輕罪重。因此，在許霆的量刑上無論如何輕判都會引發爭論。

　　當然，司法必須依其自身規律行事，并以其獨立的品格堅守法律的底線。判決應尊重民意，卻不可屈從于民意。在一個日益多元化的社會里，包括許霆案在內的大多公共事件，民意均無法達成共識。如果司法一味追隨民意的變幻而反復無常，則法治、秩序將不復存在。盡管許霆案在事實上已成為一宗具有轟動效應的影響性訴訟，廣州中院的重審判決卻只能依事實和法律，而不能依許霆案的影響及該案一審所招致的批評確定刑期。許霆案重審，法院自然可以依法改判，只是法院還應在裁判文書中，明確告訴民眾之所以如此定罪與輕判的理由。

　　媒體是這樣引述再審判決理由的：許霆構成盜竊罪，符合盜竊金融機構罪的主客觀要件。因社會危害性不大，情節較輕，經最高院批準，遂作出上述判決。那么,我們如果尊重法院的再審判決，并相信判決理由是堅守司法獨立品格的應然所在，那么同為“社會危害性不大，情節較輕”、但又尚未引發輿論關注的其他“惡意取款案”，也理應根據“同案同判”予以對待。

　　《新聞晨報》3月31日報道，云南也曾發生過一起與許霆案類似的何鵬案，何鵬最終被判處的同樣是無期徒刑，且如今何鵬已服刑七年。聽說許霆案再審將結案，何鵬的父母特地從云南趕到了廣州聽取宣判。此外，還有寧波的唐氏兄弟從出錯的ATM機上惡意轉款200多萬一案，在當地公檢法之間來回旅行了幾次后，至今仍懸而未決。

　　由于中國是制定法國家，許霆案的再審判決對其他案件在理論上并無拘束力。但在事實類似、依據的又是同一部法律的情況下，如果同案不同判，勢必加劇民眾對法律和司法的不信任，也將對“法制統一”原則造成沖擊。如果定罪量刑，并非依司法規律，而僅僅因受新聞輿論關注度的多少，那么不論許霆案的改判是否合乎實體正義，都難稱是司法的勝利。

　　許霆案改判易，維護司法統一難。盡管許霆已聲言不再上訴，但許霆案似乎還未到畫上句號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