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薩“3·14”打砸搶燒暴力事件發生后,一切有良知的人們不禁要問:在西藏社會秩序穩定、人民安居樂業的大好形勢下,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暴力犯罪,究竟是誰在煽動這一暴力事件?
連日來,經過公安等部門的初步查證,已經有充分的證據證明,“3·14”事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與達賴集團策劃組織指揮的所謂“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密不可分,是所謂“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鐵一般的事實表明,“3·14”事件是達賴集團及其“藏獨”勢力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和煽動的。無論他們怎樣偽裝,都改變不了這不爭的事實。
“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的“出籠”
近年來,中國經濟社會平穩快速發展,人民群眾生活水平不斷提高,13億中國人以自己的實踐創造了世界為之矚目的“中國奇跡”。
200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也是北京奧運會舉辦之年,這一國際性體育盛會的舉辦,更是使全世界的目光投向中國。
此時,流亡海外40多年的達賴集團也將“更為關切”的目光投向這里,他們認為這是一次機會,這是“一次最后的機會”,決定在境內外發起“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圖謀“通過喚醒、協調西藏境內的行動給中國制造危機”。
——2007年5月,達賴集團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第五屆國際聲援西藏組織大會”,達賴“流亡政府”首席噶倫桑東出席會議,會議通過《戰略計劃》,決定啟動抵制“奧運會運動”計劃。
——而后,在美國的“藏獨”組織提出了“西藏人民大起義”構想。達賴集團高層一起進行研究,達成一致意見,認為2008年是實現“西藏獨立”的最后一次機會,決定利用奧運會前的“有利時機”,在境內藏區全力動員組織鬧事。
——2007年年末,為落實“西藏人民大起義”構想,研究具體措施,“西藏青年大會”“西藏婦女協會”“自由西藏學生運動”等“藏獨”組織在印度召開會議,提出了“允許達賴喇嘛返回西藏、中國人退出西藏、釋放所有政治犯”等多項訴求,并妄稱如果中國政府不能滿足其提出的要求,就將在境內外發起“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為此,要建立流亡藏人和境內藏人的聯系網絡,在境內組織協調一致的對抗活動。
——2008年1月4日、1月25日,7個“藏獨”組織在印度新德里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倡議書》,并在100多個網站上傳播,他們竟不顧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這一事實,稱“西藏和中國是兩個不同的國家”“繼承西藏獨立自主的地位是西藏民族的神圣歷史職責”,稱“二十世紀中國共產黨向西藏發動了侵略活動”,提出“盡快邀請達賴喇嘛返回西藏”“共產黨撤出西藏”“未解決西藏問題前,沒有資格舉辦奧運會”等所謂“建議”,并稱“西藏獨特的宗教和語言、習俗等文化正處于完全滅絕的嚴峻時刻”,稱“將從2008年3月10日開始,舉行不間斷的大規模的‘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妄圖使這一運動成為“西藏自由斗爭史上的偉大轉折點”。
為實施“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藏青會”等組織舉辦了兩期培訓班,由“西藏人民議會”副議長嘉日多瑪、“藏青會”主席次旺仁增等授課,宣講“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的宗旨和目的,傳授實施暴力恐怖活動的具體方法。
2008年2月3日至10日,達賴借在印度“哲蚌寺”講經、主持開光儀式、舉行“大威德灌頂法會”等宗教活動之機,煽動“雖然西藏人民正處于中共的統治之下,但是內心卻向著另一方。”
達賴集團還擬訂了行動計劃:組織自3月10日開始的從境外到西藏的“和平挺進西藏行動”;開展包括西藏藏人在內的全球大起義,要求“全世界的藏人在3月10日請假一天,走上街頭抗議游行”;開展“自由火炬接力”“全球火炬接力”和“全球行動日”等活動;組織沖擊中國駐外使領館;發起絕食和大規模抗議活動。
公安部新聞發言人指出,達賴集團拋出所謂的“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目的就在于破壞我安定團結的社會形勢,利用奧運會向我國政府施壓,以達到其政治目的。
“‘起義’這個詞的本義就是以武裝暴力的形式,推翻現政權。”公安部新聞發言人指出,“試問,有哪個國家,可以允許這樣挑釁中央政府的‘起義’?有哪個政府,可以容忍這樣肆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
達賴和“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脫不了干系
3月10日起,在達賴集團的精心組織和“導演”下,“藏獨”分子在境內外實施了一系列行動。
在境外——
3月10日,達賴在照例舉行的紀念“西藏抗暴起義49周年”活動上稱中國政府“過去幾年對境內藏人的鎮壓更是變本加厲”“造成人權橫遭踐踏,宗教信仰自由被限制”。
同一天,“藏青會”等組織舉行了“和平挺進西藏行動”啟程儀式,從印度達蘭薩拉出發向西藏行進,后被印度警方阻止。
3月10日拉薩暴力事件發生至今,我國18個駐外使領館遭到“藏獨”和國際“援藏”組織人員暴力沖擊。
3月15日、3月20日,“藏青會”等又繼續組織兩次“和平挺進西藏行動”。
在境內——
3月10日下午,拉薩哲蚌寺約300名僧人無視國家有關法律及寺廟有關管理規定,企圖進入拉薩市區制造事端;此后幾天,拉薩又有部分不法僧人多次企圖上街滋事;3月14日,一些不法分子在拉薩制造了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活動。
從3月10日至25日,西藏、四川、青海、甘肅四個藏區發生打砸搶燒事件150起,鬧事過程中,許多公安民警、武警官兵和人民群眾傷亡,數千間房屋被燒毀。
“今年3月份以來在境內外出現的一系列‘藏獨’事件,都是按照‘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的‘路線圖’有組織、有計劃進行的。”公安部新聞發言人說。
事實證明,達賴集團是“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的直接組織者、策劃者、指揮者:
——“自由西藏學生運動”負責人在培訓班上鼓動學員說,達賴喇嘛是“大起義”的精神領袖、激勵力量,引導著這次行動。
——“3·14”拉薩事件發生當天,達賴即發表聲明稱:“這些抗議是西藏人民對當前統治方式的刻骨仇恨情緒的發泄。”
——3月16日,達賴在記者招待會上稱:“拉薩抗議是中國多年來在西藏有意或無意推行文化清洗政策的必然結果”“盡管中國動用軍隊鎮壓此次行動,但拉薩及其他地方的藏人也將決意抗爭到底。”
——3月下旬,達賴召集“藏青會”“藏婦會”“自由西藏學生運動”等組織負責人開會,研究如何應對藏區形勢。
事實證明,達賴集團和拉薩暴力“3·14”打砸搶燒暴力犯罪事件直接相關:
——拉薩事件爆發后,“流亡政府”首席噶倫桑東立即召開緊急會議,研究如何指揮藏人將此次“革命成果”進一步擴大,要求予以全力支持。會議對“流亡政府”“安全部”“宗教與文化部”“外交與新聞部”“財政部”等各部門的工作進行了部署。
——為進一步加強對“大起義行動”的指揮和協調,達賴集團3月中旬成立了7人組成的“西藏團結委員會”,由“西藏人民議會”議長噶瑪群培擔任主席,該委員會宣稱代表“西藏中央政府”和達賴喇嘛,將直接領導各地流亡藏人及非政府組織在全球范圍內統一開展活動。
——3月22日,“西藏流亡政府”就“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發表致境內外全體藏人的聲明,堅稱“這次發生在西藏的和平起義非常偉大、光榮,且具有歷史意義,充分顯示了西藏民族的精神與勇氣”“為了我們藏人應得的幸福,要按照我們偉大的政教領袖達賴喇嘛作出的指示行事”。
根據有關部門提供的資料,為組織“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達賴集團“安全部”準備了專項經費,用于在境內藏區開展活動。
3月11日,達賴集團“安全部”召開小范圍慶功會,向“3·10”事件的組織策劃者頒發了獎金,有“官員”稱,“‘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才剛剛開始,下一步將陸續開展各種活動。”
3月14日,“流亡政府”召開各部門會議,責令“安全部”繼續在藏區挑起事端。
3月17日,達賴集團成立“緊急營救西藏特別高層委員會”,由“安全部”噶倫負責。主要任務是將參與西藏鬧事的骨干轉移到達蘭薩拉;將公開鬧事活動轉為暗中的“宗教”活動,繼續和中共對抗。
“這一切,正是‘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安排的所謂‘暴動日’計劃,也完全符合‘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的既定計劃安排。”公安部新聞發言人說,鐵的事實充分證明,達賴所稱“不參與、不支持暴力活動、分裂活動”的言論,不過是企圖迷惑世人的謊言。
“3·14”事件是“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重要組成部分
境外達賴集團傳送的《“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倡議書》、達賴2008年“3·10”講話復制件、達賴集團從事民族分裂活動現場照片、與達賴集團“流亡政府”“安全部”聯系的電腦設備……
這是在受達賴集團派遣、煽動組織策劃“3·14”打砸搶燒暴力事件的一名骨干分子的住宅中,依法搜查到的一件件鐵證。
3月15日,這名骨干分子因涉嫌接受達賴集團指令,從事民族分裂活動,參與拉薩“3·14”嚴重打砸搶燒事件,被依法刑事拘留。
證據表明,自2006年11月,這名骨干分子與達賴集團“流亡政府”“安全部”某官員建立聯系,并在其授意、指使下積極從事民族分裂活動:
——在境內建立地下情報網絡。這名骨干分子與該官員建立聯系后,根據其授意,先后在西藏物色了12名關系人,建立了嚴密的地下情報網絡。為確保信息傳遞安全、保密,他們在彼此聯系時使用化名,在聯系過程中使用暗語:如將“達賴”改稱“叔叔”,“雪山獅子旗”改稱為“裙子”,“闖關入境的境外僧人”改稱為“客人”等。
——從事情報搜集活動。2007年3月至2008年3月,這名骨干分子以電話或電子郵件方式,先后與該官員聯系36次,對方向其通報達賴集團境外活動情況,下達搜集情況的指令。這名骨干分子按照指令,使用化名和暗語,先后與其12名關系人聯系200余次,搜集所謂“境內僧人抵制揭批達賴”“西藏獵殺動物”“西藏生態環境被破壞”等情況,通過互聯網發向境外,并接收境外有關達賴喇嘛的活動動態,制成光盤,在西藏拉薩等地散播。
——從事民族分裂宣傳活動。2007年,達賴集團組織所謂“和平挺進西藏”活動時,在達賴集團“安全部”的指使下,該骨干分子與其關系人共同向達賴集團寫了聲援信,交給這名官員。達賴集團對我國《宗教事務管理條例》的攻擊文章由該官員交給這名骨干,復印后在拉薩三大寺散發。2007年10月,達賴集團再次派人送給這名骨干分子有關達賴在美國獲獎信息的光盤,該骨干復制后交給關系人在社會上散發。
拉薩“3·14”事件前后,雙方聯系更加密切頻繁。期間,達賴集團“安全部”某官員向該骨干分子發送《“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倡議書》等,這名骨干分子將上述宣傳品復制,在拉薩散發。拉薩發生打砸搶燒事件后,這名骨干又指揮其情報網絡多方活動,搜集相關情況報告給達賴集團。
這名直接參與組織策劃實施“3·14”事件的犯罪嫌疑人對與達賴集團這名官員建立聯系,并在其授意、指使下從事民族分裂活動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
我國公安機關抓獲了一批與境外達賴集團有聯系、參與組織策劃實施“3·14”事件的犯罪嫌疑人,初步查明了達賴集團“安全部”重要官員在境內的活動網絡。
鐵證面前,長期從事分裂活動、煽動和鼓動“3·14”事件的阿旺朗吉松口承認秘密從事分裂活動20余年——1989年,時為哲蚌寺僧人的阿旺朗吉因參與拉薩騷亂被依法懲處。“3·14”事件前后,阿旺朗吉和暴徒“來往”異常頻繁。面對其他暴徒分子的指證,他終于承認:“我在拉薩堆龍德慶縣開了5家雜貨店,店里聘請的布勇、索巴等6名服務員都是刑滿釋放人員,主要就是從事分裂活動。”
公安機關偵查發現,互聯網已經成為達賴集團發布指令的重要渠道。《“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倡議書》、行動計劃和部署相當一部分是通過網絡進行的。
此外,達賴集團與境內“藏獨”分子勾結還出現了新的渠道:首先利用通訊工具和網絡進行簡單的聯系,約定時間收聽“美國之音”藏語頻道,利用一些暗語傳達境外的指示、通報境內的相關動態等。
達賴集團為了擴大暴力事件的影響,專門派出骨干分子潛入境內,散布謠言,用錢收買不明真相的人,上街進行打砸搶燒。來自林芝地區的卓瑪后悔地說:“15日下午我們近50人在雪新村搶砸了好幾家商鋪,我還賺了好幾百元。16日下午,我們60余人又在雪新村岔路聚集,一個不認識的人就告訴我們行動的路線,可是我們剛打了幾個人,就被抓了。”
拉薩事件發生后,境外分裂勢力頻繁給四川甘孜藏區聯系人打電話煽動“把事件搞大”。證據表明,境內外分裂分子近期不斷向甘孜地區散發、傳播反動書籍、光碟和畫像,散布謠言,煽動性極強,不斷派遣和指令境內外人員組織串聯,策劃和鼓動在甘孜實施分裂破壞行動。2月中下旬以來,成都海關查獲大量從印度寄往甘孜各寺廟、村莊等地的“藏獨”宣傳品。最近,“藏青會”還發布了在甘孜境內長期開展“游擊斗爭”的指令。
種種事實,揭示了暴力事件的組織性:
“3·14”拉薩暴力事件發生時,凡是門口懸掛哈達的商鋪都“幸免于難”,而其他一些在門口做了“大起義”英文縮寫“T·G·C”標記的店鋪則被洗劫一空,甚至付之一炬,“以純服裝店”5個花季少女更是葬身火海。暴徒們“聲東擊西”、“多點出擊”,在更大范圍內打砸搶燒,進行破壞。
3月14日和15日,甘肅省夏河縣發生了游行打砸等事件,據現場照片顯示,幾乎游行人群中都有幾個核心人員,而這些核心人員都有一個鮮明的外在標識:或者頭纏黑帶,或者手持黑帶,其中胳膊纏著黑帶的不是舉手喊口號,就是手持“雪山獅子旗”,有的手持棍子。
…… ……
就連海外媒體都看出了“端倪”:
——英國《衛報》的一篇文章稱,奧運年給了“西藏民族主義者”加緊行動的機會……從最初發生的示威活動的時機、協調性以及大膽程度來看,顯然要比1989年那次行動更有計劃。迄今為止,達賴喇嘛沒有做出任何旨在阻止示威活動的努力。
——《俄羅斯商業咨詢日報》在一篇文章中說,拉薩發生的事件令一些觀察家大感震驚。專家傾向于認為,這是外部精心策劃的一起挑撥中國的行動,其主要目的是破壞共產黨政權與西藏人之間的有效對話,制造更多的仇恨和冤屈,讓盡可能多的人譴責中國政府的行為。
…… ……
這一系列事實充分說明,發生在拉薩等地的打、砸、搶、燒事件,就是達賴集團組織的“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的一部分,就是達賴集團及其“藏獨”勢力一手操縱的。
公安部新聞發言人說:“希望世人對達賴集團及‘藏獨’勢力組織的各類活動保持高度關注。謊言掩蓋不了真相,事實終將進一步揭穿達賴集團陰謀分裂國家的真面目。”(記者李斌、李亞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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