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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薛涌

　　 “敢于為自己的利益說話”相對而言更樸素一些。但是，如果把這種立場當作是健康的現象，甚至是民主的表現，則未免天真

　　本屆兩會，有政協委員女富豪張茵女士成為媒體的焦點。許多人攻擊她只為自己的利益說話。但更有許多辯護者，認為她為自己說話并沒有錯，每個政協委員都應該為自己所代表的利益說話。

　　“敢于為自己的利益說話”這種觀念，當然相對而言更樸素一些。但是，如果把這種立場當作是健康的現象，甚至是民主的表現，則未免天真。

　　現代的民主政治，是一種代議政治，需要職業(yè)政治家在政治利益博弈中代表選民的利益。但是，這并不等于說每一個國會議員都成了某一階層的代表。以美國政治而言：參議員一個州就有兩名，一個自稱代表某一階層的利益的人，根本不可能被選上。眾議員的選區(qū)一般要小一些，其選區(qū)內的選民成分也可能狹窄一些。比如有的選區(qū)幾乎全是黑人，有的選區(qū)非常貧困等等。結果，眾議員中容易出現一些“極端分子”，因為一個小選區(qū)的選民比較極端的話，這樣的人就能當選。甚至還會出現“單一議題”候選人：即只關心一個問題。比如紐約州有位護士，她丈夫乘火車上班時被一位突然在車廂里開槍掃射的歹徒打死。她因此對槍支管理之松懈極其憤怒，于是以限制槍支為綱領，最后當選為眾議員。

　　不過，即使是這樣的人，也要觸動各階層的神經，很難以一個階層的利益當選，畢竟單一階層的選區(qū)基本不存在。實質上，不管是參議員還是眾議員，都必須在本選區(qū)內成為共識的創(chuàng)造者，建立廣泛的政治聯盟，然后帶著本選區(qū)的共識，到國會進行博弈。

　　當然，我們不時聽到美國的政治家在鼓吹為中產階級而戰(zhàn)。這似乎就是代表一個階層了。其實不然。中產階級在美國是一個政治概念，那些無家可歸者和億萬富翁之間的人，幾乎都可以叫中產階級。這個詞幾乎成了選民的同義詞。所以，每個政治家都自稱為這個階層而戰(zhàn)，其實說的是為90%人口的利益而戰(zhàn)，絕非代表一個特殊階層。

　　那么，一些利益集團是否就沒有途徑在政治上表達自己的利益呢？當然不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渠道，就是游說。華盛頓的游說團是出名的。各大企業(yè)和利益集團都投了大量的資金雇用游說團向政治家陳述自己的利益。也正因為如此，游說團的名聲不好，一到選舉年就成了眾矢之的。不過，游說團畢竟體現了言論自由的原則；況且不僅是大公司，一些職業(yè)和社會團體，如教師工會、婦女組織、宗教組織、工會等等，也都用游說團。這種方式，仍然屬于正常的政治過程。除此而外，國會經常組織聽證會，請有關專家來作證。比如比爾•蓋茨就是經濟問題聽證會的常客。另外，政府出于特殊需要，也會找有關企業(yè)或者團體進行公開的或者秘密的咨詢。

　　如今中國正處于一個“民主是個好東西”的時代，加強兩會的政治職能已經成了當務之急。兩會的委員代表們，也應該認清自己的政治責任。這種責任，更像是民主社會中的國會議員，其角色是在自己的選區(qū)中制造共識，而不是激化矛盾。

　　這次張茵女士自稱她“代表本階層的利益”，體現了政治意識上的幼稚。她發(fā)展出那么大的企業(yè)，是成功人士。她本階層利益的需求，政府當然需要傾聽。她如果有話要說，應該到各種聽證會和咨詢會上去說。如果這些還不夠，也可以雇用游說團與政府進行特別溝通。但是，作為一個政協委員，就應該代表更廣泛的利益，在各種互相沖突的利益中尋求政治聯盟。如果各位代表放棄了這種創(chuàng)造共識的基本政治責任，各自只為自己的利益說話，那么大家到了兩會，豈不吵成一鍋粥了？這樣只能帶來政治癱瘓。

　　這次兩會，以張茵女士為代表的企業(yè)家顯山露水，被稱為“新階層”，發(fā)出了強大的政治聲音。相比之下，占人口大多數的工人、農民代表，則不過是出來和領導人握握手，照張像而已。這不禁讓我想起了市場經濟的祖師爺亞當•斯密。他生活在市場經濟發(fā)達、工商階層崛起的時代。但是，他卻反復指出：工商階層勢力太大，最值得警惕。其中一個理由，就是工商階層影響國會的能力迅速膨脹，使別的階層難以與之抗衡。他主張市場經濟時先為窮人說話，而不是先為富人說話�？串斀裰袊�，有的是為富人說話的，如今富人也自己說話了。但是，誰來為一般的老百姓說話呢？這就是我們這個市場經濟所缺乏的東西�！�

　　(作者為美國Sulfk大學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