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過10天，第103屆廣交會將拉開帷幕，然而在4月2日，廣交會組委會突然以保證大會安全為由，要求凡進入館內的人必須出示公安機關開具的無犯罪記錄證明(國外采購商除外)，否則不給辦證。由于時間緊迫，加上清明節又放假三天，此要求令異地戶口的參展商大感焦慮。(4月5日《南方都市報》)

　　應該說，舉辦任何展會，由于商賈云集，熙來攘往，安全問題無疑要放到首位。然而，對廣交會組委會這個讓許多參展商“突然吃了悶棍”的規定，相信即使是局外人也會在心底亮起反對牌。

　　從法律上講，在“法無明文規定”的條件下，公民沒有任何義務自證清白。按照規定，一般只有辦理出國、入職、提干等情況，才要求到公安機關申辦無犯罪記錄證明，對商業活動則沒有相關規定。

　　稍有點法律常識的人都知道，廣交會組委會的這一規定，實際上是一種“有罪推定”。這意味著國內的參展商們必須借助一張“無犯罪記錄證明”，才能洗脫這種“有罪推定”，如有參展商抱怨，“否則就無法辦證”。這個推定還表現出一種“內外有別”的作風，即國外采購商不在開證明之列。盡管讓中國人開“無犯罪記錄證明”，不是讓外國人也去開具相關證明的理由，但這種針對特定人群的歧視性待遇，對中國參展商而言不失為一種侮辱。

　　從邏輯上講，一紙“無犯罪記錄證明”能否保障廣交會安全？一個有過犯罪經歷的人，未必有犯罪記錄；有犯罪記錄的人，未必會在廣交會上作案。與會者曾經是否有罪，顯然不是廣交會安全問題之關鍵。犯罪記錄充其量只是一個人過去生活的局部記錄，既不能充分論證一個人過去的品性，更不是其今日內心世界的底片。問題關鍵更在于，站在權利的維度，一個人即使犯過罪，廣交會組委會也沒有權力剝奪他參與展會的經濟權利。如上所述，中國沒有任何法律可以旁證已經改過自新的公民，不許參加廣交會。

　　此外，從實際效果說，靠“無犯罪記錄證明”并不能真正起到為廣交會保駕護航的作用。一方面，沒有犯罪記錄者，未必不會由于某種原因成為犯罪團伙操縱的工具；另一方面，廣交會的安全是具體的安全，這種“證明監管”在某種意義上說只是形式主義，是表明廣交會重視公共安全的“宣示”，而非具體的安全措施。換句話說，這是一種文牘主義的安全，而非會場里具體的安全。

　　這種“證明監管”暗含著某種懶政思維。要求進館人員出具“無犯罪記錄證明”，與其說是嚴格的安全管理，不如說是在管理上偷工減料。其害處更在于，不顧法律賦予的公民權利和人格尊嚴，不計成本地增加社會成本。隱藏在表面作為背后的恰恰是某種不作為。畢竟，搞好公共安全，更需要的還是“技術含量”。

　　廣交會是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的一大盛會，加強安全保護無疑十分必要。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廣交會安全與否同“無犯罪記錄證明”并無多大關系。就像紙包不住火，一紙“無犯罪記錄證明”同樣不能消除潛藏于公共場所的種種危險。越在關鍵時刻，越需要具體的、行之有效的舉措，既合乎社會整體性的進步，又能起到預想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