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保案涉案官員相繼被處以重刑顯示中央反腐決心。然而，貪官倒臺并不是終極目的，貪官的倒臺應讓制度受益，推動制度的改革與完善。

　　昨日，天津市第二中級法院對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原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作出了一審判決，至此，這起始于2006年由調查上海社保基金挪用而牽扯出來的滬上一大批高級官員案件進入了基本收官階段。

　　上海社保案審判的結果顯示出中央反腐敗的決心，也說明，任何針對社保資金的犯罪，法律是不可容忍的，有了上海社保案的先例，今后若再有官員妄圖打百姓“保命錢”的主意，他可得三思而行。

　　對腐敗行為當然要嚴懲，然而，事實一再告訴我們，事后的懲治雖然必要，但也有其局限性。貪官的倒臺固然重要，但這并不是最終的目的，貪官的倒臺應當讓制度受益，推動制度的改良與完善，如此方能建立起預防機制，避免前腐后繼，避免公帑被揮霍、蠶食。由是觀之，上海社保案無疑給了我們以下啟示：

　　其一、一把手的監管不力的問題亟待解決。目前，由于官員提拔機制的規范不足及民主集中制的不完善，一些官員惟我獨尊，除了服上面，則誰也不服。從而出現了一些地方一把手“上級管太晚，同級管太軟，下級管不敢”、“內部人管不了，外部人不懂管”的局面。

　　其二、政府的權力界限需要厘清。發生于全國各地的大大小小社保基金案，其深層次一個原因即在于政府做了不該做的事：在世界銀行推薦的“多支柱”養老保險模式中，個人賬戶的資金來源具有強制性，也就是個人必須參加，但個人賬戶的產權則完全屬于個人。而我國的問題則是，已經建立起來的個人賬戶，沒有明確其產權歸屬，政府社保機構對統籌賬戶和個人賬戶實行統一管理，社會統籌基金可以輕易挪用個人賬戶資金。又如社保管理機構的“泛行政化設計”，既不屬于政府，也不屬于金融，性質不明確，是市場的活卻讓政府在做，是政府的權力卻又有著比市場化金融機構還大的資本影響力。

　　其三、權力的制約措施應加強，如加強人大對于政府的監督，建立獨立的審計監督；行政公開須大步邁進，官員財產申報制有待落實等等。

　　但是，“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人們已經看到，在上海社保案發生前后，中央已陸陸續續地出臺了一系列方針政策，以更好地加大對官員貪污的整治、預防力度。國家預防腐敗局也已揭牌，預防工作將納入體系之中運作；目前中組部、中紀委正在制訂《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在總結過去幾年來巡視工作經驗的基礎上，以更早地發現違法違紀現象；在對各地一把手的監管上，改變了過去紀委書記的產生辦法，除四直轄市紀委書記皆由中央直派外，中央掌握省級紀委書記的提名權和任命權。同時，法律的建設也日益完善，中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建設提速，根據最新司法解釋的全國首例“特定關系人”情婦受賄案也已被起訴。十七大之后，我國新一輪政府改革發力，為了更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大部制模式得到確立。而2008年1月，上海市宣布，將通過加大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力度，力爭“使上海成為全國行政效率和透明度最高的地區之一”。這些都標志著我們的反腐工作正在日益向規范、剛性邁進。

　　□茆巍(廣東 法律從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