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長的宋平順曾干預本案執行

　　●最高人民法院及中央政法委都曾發函督辦本案

　　黃友元今年63歲，已經和公安機關“較量”了18年。

　　她的對手——天津市公安局塘沽分局，在1990年6月對黃友元實施收容審查后，以代為還債的名義，處分了她的財產，后被法院判定為越權插手經濟糾紛。

　　這個籍貫湖南株洲的老太太希望至少取得500萬賠償，這是法院判決書確定的直接損失。如果失敗的話，她將在貧病交加中度過余生。

　　黃友元期待的勝利，是這么近，又那么遠：法院判決早在1996年3月就已經生效，卻因被執行人是公安機關的特殊“身份”，始終無法順利執行。

　　12年，時光在僵持中飛逝。當年主持案件審判的法官已在一次車禍中身亡，另一位審判員也因癌癥病逝。

　　而黃友元依然在等待。

　　18年的“較量”

　　●1990年6月19日，黃友元以“涉嫌倒把”罪被收容審查，關進看守所。

　　●1990年9月25日，塘沽公安分局為其辦理了取保候審手續。

　　●1994年12月27日，塘沽公安分局以“不構成犯罪”為由，撤銷取保候審，解除了對黃友元長達54個月的人身限制。

　　●1995年3月22日，湖南省株洲市中級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黃友元提起的行政訴訟。

　　●1996年3月7日，株洲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判決：責令塘沽公安分局追回越權處理的原煤3.05萬噸，到期不能追回，則按照每噸169元進價，賠償經濟損失合計500余萬元。

　　●1997年7月，湖南省高院在對案件進行復查后認為：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恰當。

　　●1999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函告中央政法委：此案的實質是公安機關越權插手經濟糾紛，原審法院判決并無不妥，“希望在貴委的統一協調下，使本案判決能夠盡快得到順利執行”。幾個月后，中央政法委發函，請天津市政法委“督促公安機關認真做好此案判決的執行工作”。

　　●2004年6月，株洲中院在遞交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報告中說：此案執行，希望渺茫，無從下手。此前，株洲中院曾經兩赴塘沽，均告無功而返。

　　●2008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執行辦召開了由湖南、天津兩地高院參加的會議，最高院還以督辦函的形式對此案進行督辦。但目前此案順利執行的前景并不明朗。

　　“涉嫌倒把”被收容審查

　　1.8萬噸原煤惹禍，黃友元身陷囹圄100天；多年后塘沽公安分局承認自身存在諸多失誤

　　自從離開看守所以后，黃友元原本近視的眼睛就幾乎失明了。鏡片度數從1800增至2800，她成了殘疾人。這是1990年9月25日，塘沽公安分局為其辦理了取保候審手續。

　　她常常向人哭訴，在那身陷囹圄的100天中，自己受到種種非人待遇：她被要求摘掉眼鏡，脫去鞋襪，吃下女看守提供的“油條”———一種用帶刺的棍棒實施的毆打。她和外號“二叉”的女牢頭關在一起，寢食不安。

　　在此之前，黃友元是一名成功的煤炭商人。她承包了一家煤炭發運站，進煤、出煤，從中賺取差價。那時煤市緊俏，黃友元生意紅火，據說一年就賺了800多萬。她喜歡把現金存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租住賓館的地毯下，鋪滿了50元一張的紙幣。

　　現在，那個說一不二的女老板變得和祥林嫂一樣喋喋不休。在不勝其煩的講述中，還穿插著她在看守所中進行的“英勇斗爭”：面對莫須有的罪名，她是如何堅強不屈，機智地同提審民警周旋，最終把對方推入無計可施的境地。

　　后來案卷材料記載的情況是：黃友元(在看守所中)精神失常、屎尿失禁。

　　塘沽公安分局對黃友元實施收容審查的理由，是涉嫌投機倒把(1997年《刑法》修正時，“投機倒把罪”被取消)。這個籠罩著計劃經濟色彩的罪名，原本是指：以牟取非法利潤為目的，違反國家法規和政策，擾亂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的行為。通俗地說，就是倒買倒賣，或者以次充好。

　　黃友元“涉嫌倒把”，禍起1989年。

　　當年4月，她和廣州鋼鐵有限公司簽訂合同，提供原煤1.8萬噸。煤到岸后，廣鋼檢驗發現，發熱量不能達到合同約定的標準。更為嚴重的是，這批原煤投入燃燒后，損壞了廣鋼的進口鍋爐。雙方因此形成糾紛。

　　時至今日，黃友元堅持認為煤質與己無關。她的理由是：在這批原煤裝船發運之前，廣鋼采購人員親自現場抽樣，送交天津商檢部門化驗合格，并且獲得廣東經委派駐把關人員的簽字放行。這些都是當時煤炭貿易的必經程序，“貨離港后就不管了，這是做煤的慣例。”黃友元說。

　　最早受理此案的，是塘沽區工商局經濟合同仲裁委員會。2007年8月29日，一名曾經親赴廣州調查的工作人員回憶說：廣鋼煤場中，黃友元的煤并未單獨存放，所有的煤堆在一起進行分揀，造成取證困難。

　　塘沽公安分局介入后，仲裁程序被中止，事情開始向不利于黃友元的方向發展。但即使是在公安局內部，仍然存在不同的觀點。

　　一位參與偵辦此案的民警告訴記者：“要說黃友元沒有責任，這肯定不對。但這就跟汽車追尾一樣，有個責任分擔問題。”

　　根據當時的調查，廣鋼將煤粉化后，為了增加燃燒熱量，加入了重油，不料這種混合物燃燒劇烈，并不符合生產投料標準，這才燒壞了爐底。“退一萬步講，就算黃友元有投機倒把行為，但如果廣鋼當時不使用這種已經經化驗確認不合格的煤，你能說黃友元有多大罪名？”這位民警說。

　　在煤炭貿易這個漫長的利益鏈條中，究竟哪個環節出了問題，沒有人去認真追究。倒是黃友元被抓了起來。1990年6月18日，幾個陌生人以談生意為名，將她叫出賓館，推進一輛面包車。第二天，天津市公安局發出收容審查通知書，黃友元被關進了看守所。

　　多年以后，塘沽公安分局承認自身存在諸多失誤，甚至違反了法律規定，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出現這種現象是能夠理解的”，塘沽公安分局現任局長呂長貴，在2006年6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信訪局的《申訴信》中這樣表示。錯誤收容黃友元，發生在呂長貴擔任分局“一把手”之前。而他的前任，目前官至天津市公安局局長。

　　逢此劫難的黃友元有著另一番解釋：“主要是因為當時我就有一部‘伏爾加’。”伏爾加是產自原蘇聯的一款轎車，主要提供高級領導干部使用。在合資汽車企業進入中國市場前，擁有一部伏爾加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那時候我太紅了”，黃于是將起因歸結為生活上的奢侈和招搖。

　　3萬多噸煤被公安局處理

　　1996年3月，湖南株洲市中院判決：責令塘沽公安分局追回越權處理的原煤3.05萬噸，否則要賠償黃友元經濟損失合計500余萬元

　　1994年12月27日，塘沽公安分局以“不構成犯罪”為由，撤銷取保候審，解除了對黃友元長達54個月的人身限制。

　　此時距離《國家賠償法》正式生效還有3天，這部承載著非凡意義的法律，首次承認一直以來被認為是一貫正確的國家，也會犯錯誤，而且要為自己的錯誤承擔賠償責任。可是后來發生的事情證明，這部法律要想為老百姓所用并非易事。

　　黃友元是個只會讀、不會寫的半文盲，她對此一無所知。重獲自由的黃友元，最關心的是如何追回自己的財產。在此之前，塘沽區公安分局以代為處理債務以及發還贓證財物為由，將黃友元存放在港務局的3萬多噸煤炭，批給包括廣鋼在內的11家單位或個人。

　　一名叫做“趙秋紅”的人，于1990年11月13日領取了3100噸，黃友元說“我跟他沒有任何來往”。10天后，另一名叫“宋寶祥”的人，領取了400噸，黃友元說“我根本不認識他”。塘沽公安分局聲稱有調查筆錄為證，只是筆錄始終未向黃友元出示。

　　塘沽公安分局長期主張的觀點是：公安局用黃友元價值313余萬元的原煤，抵消了307余萬元的債務和廣鋼202余萬元的損失。公安機關代替黃友元清償債務的行為，不僅沒有給黃友元造成任何經濟損失，相反因為用于抵債的原煤的價值遠遠小于債權，造成債權債務關系消失后間接使黃友元獲得了利益。

　　按照這種說法，黃友元從一名“受害人”，搖身成為違法行政的“間接受益人”。而這也成為日后法院判決生效后，塘沽分局拒絕履行法院判決義務的主要理由。

　　對于來自公安局的解釋，黃友元的律師劉文提出強烈質疑：“不論債權債務關系是否屬實，都不是公安機關出面解決的事情。即便黃友元欠下巨額債務，也應由民事訴訟程序來解決，公安部早就有通知，禁止公安機關插手經濟糾紛。”

　　1995年3月22日，湖南省株洲市中級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黃友元提起的行政訴訟。在此之前，黃也曾向天津當地法院狀告塘沽公安分局，但兩級法院均告知：“無法受理”。

　　株洲中院審理認為，塘沽公安分局違法行使職權，并于第二年3月7日作出判決：責令塘沽公安分局追回越權處理的原煤3.05萬噸，到期不能追回，則按照每噸169元進價，賠償經濟損失合計500余萬元。

　　這是一個在被告缺席情況下作出的判決。塘沽公安分局后來對外解釋說：株洲中院未能按塘沽公安分局的要求，駁回黃友元的訴訟請求，塘沽分局“在協調未成的情況下，以不出庭、不應訴作為對法院不依法審判的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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