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湖南省省長周強正式簽署《湖南行政程序規定》(以下簡稱《規定》)，我國的首部地方性行政程序法規宣告誕生。

　　行政程序法在我國的立法領域一直以來都是備受注目，但又步履艱難。

　　2006年，行政程序法被正式列入十屆人大立法規劃，但其后缺乏實質性進展，這讓人們不得不把期待的目光，投向十一屆人大。

　　由此，我們似乎可以體察到，這部關乎行政程序的法律，其重要性和復雜程度，與它出臺的艱難程度，是成正比的。

　　統一立法面臨難題

　　對于統一的全國性立法為何遲遲難以出臺，行政法學家、中國政法大學馬懷德教授認為，行政程序法作為一部非常重要的法律，世界各國對其立法工作都很慎重，我國的行政程序法既不能照搬別國的經驗，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經過一段較長的時間來探索和總結經驗。

　　正因為行政程序法具有行政法律基本法的特殊地位，所以它才不可能像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等那樣很快出臺。同時馬懷德教授也指出，對于行政法律法規，行政機關也要有一個適應的過程。行政處罰法和行政許可法出臺之間相隔8年，這就是一個行政機關適應的過程。行政許可法頒布至今也不過4年，行政機關要把這兩部法律執行好已經不易，過早地出臺行政程序法其實不利于法律的執行。

　　作為《規定》的起草人之一，中國政法大學王萬華教授認為，首先行政程序法對于法治政府建設的重要性，尚未得到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的認同，即使在學界，對在大量單行法之外是否仍有必要制定統一法典也仍然存有爭論；其次行政程序法將對社會產生重大、深遠影響，無形中增加了這部法典出臺的難度。

　　以行政權本身為規范對象、且以規定行政機關程序義務為主要內容的行政程序法的制定，無疑對國家機關之間、行政機關與公民之間、行政機關行使權力的方式都將產生直接而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將強化來自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對行政機關的外部監督；再有就是行政程序法應當規定哪些內容一直爭論較大，沒有哪部法典如行政程序法這樣在世界范圍內，內容上存在如此巨大的差異。

　　為什么是湖南？

　　既然全國性的行政程序立法不可能很快出臺，那么地方先行立法是可行的嗎？如果是這樣，為什么又單單是湖南先行？

　　曾經的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現在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江必新就認為，湖南的行政程序立法所以能夠順利地進行，與當地黨委和政府的領導落實科學發展觀，依法行政的執政理念分不開。

　　首先《規定》的出臺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需要，湖南作為中部地區，要實現中部崛起，科學發展是關鍵，而科學發展觀也要有法治的保障，需要有法律對違背科學發展觀的行政行為進行制約和糾正。

　　其次《規定》的出臺是建設法治政府的需要，我們現在的問題是一方面規范行政行為的法律很少，掛一漏萬，且多散見于各單行法規中，另一方面是絕大多數的行政行為沒有程序性規范，行政行為的隨意性很強，這顯然與法治政府的要求相差甚遠。同時，建設責任型政府、服務型政府更需要一部統一的行政程序法規來規范和指導政府的行政行為，以推動政府職能轉變，落實依法執政、執政為民理念。

　　江必新說，群眾申訴上訪不斷，各種矛盾糾紛不止，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的工作不透明、不公開、不規范，利害關系人的訴求沒有得到充分的表達，行政相對人的權利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護和重視，這是政府工作中的問題，而要解決這些問題治本之舉就是要立法規范行政行為，這也是提高執政能力的表現。

　　江必新認為，長期以來，對行政程序，規范政府官員一直存在著一些認識上的誤區，只看到了行政程序法約束了行政行為的一面，而沒看到它推動政府行政行為走向更加科學、更加民主的一面；只看到了行政程序規范降低了行政效率、加大了行政成本的一面，而沒有看到它消除了矛盾、減少了隱患，從根本上提高了行政效率、降低了行政成本的一面。從長遠來看，行政程序的規定實際上是增加了政府決策的科學性、合法性和有效性。以聽證為例，從表面上看它可能是增加了行政成本，降低了效率，但由于行政行為更加公開、民主，不但可以減少和避免了決策和執法上的失誤，更可以避免由于行政行為不當而導致的巨額賠償，從而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而且復雜的行政程序設計對長官意志的空間也是一個限制和制約，它可以避免由于權力的隨意性而導致的重大失誤，從這點上看更是大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

　　馬懷德教授則認為湖南第一個吃螃蟹很合適，湖南既不是發達地區也不是欠發達地區，它介乎兩者之間，更接近于中國的實際，是作試點的最好地區。

　　為全國性立法積累經驗

　　很多的專家學者都表達了這樣一個觀點，湖南的立法為全國的行政程序立法做了一個試點，必將推動行政程序立法規范工作在各地展開。

　　馬懷德教授就認為，全國性的行政程序立法很艱難，需要進行試點，湖南的工作應該可以把立法的探索過程表現出來，為全國性立法積累經驗，這種方式對今后我國很多重要的立法工作都有示范作用。

　　王萬華教授則認為，法律越重要，越易采用試驗性立法先行的做法，地方或者部門先行立法為中央層面立法積累經驗，是明智之舉。湖南實際是第一個對行政程序進行系統規定的省，在這之前，相當多的地方都有行政執法程序的規定，或者在行政執法條例中規定執法程序。

　　隨著依法行政在改革30年后進入貫徹落實階段，中央提出建設法治政府、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十七大提出要保障公民的參與權等程序性權利，這些使地方面臨落實中央精神和要求的緊迫任務。而法治政府的要求集中體現在行政程序法中。

　　不少人把行政程序規定喻為行政部門的“緊箍咒”，規定將對行政執法產生深遠影響

　　法學專家充分肯定

　　值得關注的一點是《規定》將決策納入了行政程序中，并對決策進行了概述，并規定了需要公開聽證的決策。我們知道，決策往往是對群眾利益和公共利益影響最大的，以前沒有法律對政府決策行為進行規范，在這一點上，《規定》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馬懷德教授還特別肯定了規定對聽證程序的規范，他說，規定將聽證分為決策聽證和執行聽證兩種，明確寫明了兩者的區別，這很可取，也是第一次。

　　著名行政法學者，北京大學法學院王錫鋅教授對《規定》也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說，《規定》的內容充分體現了行政公開、公眾參與等現代公共行政理念和精神，體現了政府對公民表達權、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的尊重。

　　《規定》關于行政程序公開、公平、公正、參與等基本原則的規定以及相應的程序制度設置，特別是重大公共決策程序機制、規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行政公開和公眾參與的具體程序制度安排，均體現了“開放政府”建設的基本精神。

　　通過這些程序制度的規定，一方面可以促進行政過程進一步對社會公開，增進民眾與政府的互信；另一方面又可以鼓勵公眾充分表達各種意見，提供多樣化的信息，參與政府行政過程。在這個意義上，有理由相信，《規定》的出臺將進一步拓展我們對當前公共行政改革和法治政府建設核心問題的認知和想像，將有力促進和諧、互動的政府———公眾間關系。

　　同時王錫鋅教授還指出，《規定》中同樣值得肯定的，是其對政府職能轉換所做出的努力。長期以來，行政活動的職能重管理，輕服務。表現在行政程序上，就是程序以管理機關為中心，而忽視對相對人的便利及服務。

　　當前，國家把服務型政府建設，作為政府職能轉換的一個重要目標，并提出了高效便民、誠實守信等基本原則。《規定》在這一領域做了大量的努力。圍繞高效便民的原則，進行了一系列制度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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