謊言不能屢屢成為一些政府部門化解公共危機的首選，是到了我們該認真思考還政府行政以其道義和良知的本來面目的時候

　　從3月上旬至今，已有915名兒童感染腸道病毒EV71，19人死亡的消息再次把安徽省阜陽市這個多災多難的地區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事實上，在長達1個多月的時間里公眾始終沒有從政府部門得到準確的疫情信息。從有關報道看出，在整個事件中有一個十分重要的時間點，4月15日，在這一天阜陽政府出面在當地媒體上就人們議論紛紛的疫情“辟謠”了，但事后證實，這一天的辟謠是謊言。而對此事政府的解釋依然是老套的“怕引起恐慌”。有媒體評論說政府的如此做法有違良知。

　　阜陽事件很容易讓人們引起太多的聯想，一度肆虐全國的非典疫情、哈爾濱水污染事件、同樣發生在阜陽的“大頭娃娃”事件，以及與此有關的即將正式實施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所有這些聯想都指向了同一個結論，那就是在面對公共危機的時候，政府必須及時準確地向公眾公布信息，指導公眾有效地化解危機，要把人民的安全和利益放在第一位，絕不能欺騙公眾，喪失政府的公信力。“謠言止于公開”這一點我們已有過太多的經驗和教訓，人不能被同一塊石頭連續絆倒三次，如果在面對類似事件的時候我們的一些政府部門還不能做出正確選擇的話，那顯然就不再是經驗和能力的問題了。

　　趨利避害、利益最大化，是人在做選擇時考量的依據，以此大概可以解釋為什么一些政府在應對公共危機的時候會本能地首選謊言，而不顧謊言被戳穿后的危險。細想起來，首先政府的這些謊言要應對的首要目標不是公眾而是上級，就如華南虎照事件一樣的，一張連業余水準都達不到的偽照竟敢拿出來接受世人的檢驗，結論只有一個，這照片本來就不是給世人看的。而照片真正要欺騙的上級部門也許確實水平低辨不出真假，但更重要的是造假者深知當地是否真的有老虎并不能對上級的行政決策起決定作用，起決定作用的是那些不是理由的理由。再回到阜陽事件上來，同樣道理，阜陽政府部門的謊言也不僅僅是說給公眾聽的，大事化小、粉飾太平、欺瞞不報惟一的獲益者只能是當地政府。說公開信息公眾會恐慌，不如說政府比公眾更恐慌。在這一決策中公眾的利益并沒有被政府放在首位，而一些拿不到桌面上來說的理由卻在起著決定作用。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講，如果一個人自身可以頻頻地從謊言中獲益，那別人的謊言即使被戳穿一千次也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其行為方式，他可能僅僅將其歸結為偶然。如果一些地方政府官員長期以來已習慣于從做假中獲益的話，在面對疫情可能會蔓延這樣重大的危機時可能還會從早就習慣的方式中尋找解決辦法。毋須多言，在一些地方數字出政績、造假出政績，夸夸其談者扶搖直上，默默實干者一世平庸早就是盡人皆知的秘密了，試想，如果這已經成為一種官場風氣的話，我們怎么能期望在這種風氣浸淫下的官員在公共危機面前可以做出正確的選擇呢？

　　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今天開始要實施了，很多人體對該條例能夠推動中國行政體制發生重大變革寄予了厚望。但阜陽事件恰恰就發生在條例即將實施之前，這使人們備感深重。一項制度可以在一天時間內從無到有，但人的思想卻不可能在一天之內發生質的變化，制度需要由人去執行，如果執行者的思想還停留在制度之前，人們就不可能不對制度的效力發生懷疑。長期以來，我們的政府行政承載了太多的不能承受之重，以至我們的一些政府官員在決策時總是會悖離行政管理的本意。印度的圣雄甘地曾經有言，政治沒有道德，科技沒有倫理，人們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就會發生動搖。謊言不能屢屢成為一些政府部門化解公共危機的首選，是到了我們該認真思考還政府行政以其道義和良知的本來面目的時候了。（燁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