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秋風

　　主流價值只能由秉持各種價值觀的人們，在一種相對寬松的社會環境中，透過自由辯論、溝通、合作，融合現實中的各種傳統，而逐漸達成

　　汶川大地震之后，新聞媒體相對及時而充分地把地震的災難呈現到民眾面前，在民眾中間激發了空前的同胞之誼與仁善之心，國人的精神空前地凝聚在一起。這一社會現象讓人們普遍樂觀地認為，這次大地震將對中國社會產生深遠影響，尤其是促使國人的精神結構發生變化。

　　不過，我認為即使確實會發生這種變化，現在似乎也還未清晰呈現出來。相反，在公共空間，人們現在能夠看到的是，不同人群，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對自己、社會在地震中的表現，表達自己的看法，這種看法蘊涵了其關于國人未來精神結構的愿景。

　　地震之后，萬科集團決定捐款200萬元。5月15日，該集團董事長王石在博客中辯護說：這是董事會授權的最大單項捐款數額。而為了使企業的捐贈可持續，即使授權大過這個金額，他也會捐助200萬。他又說，萬科對集團內部慈善的募捐活動中，有條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員工的捐款以10元為限，不使慈善成為負擔。盡管有人支持王石的立場，認為慈善既然是自愿行為，就不應追究捐助多少。但大多數民眾不能接受這種說法，強大的輿論形成了“逼捐”之風，大量企業、尤其是房地產企業紛紛追加捐款。有人問：這還是慈善嗎？

　　四川都江堰光亞學校語文教師范美忠在發生輕微地震時，勸學生不要慌，大地震到來時，卻第一個沖出教室。十幾天后，他在博客撰文為自己辯護，用自由主義論證自己的行為，說逃跑是個人自由，無人有權要求他人舍己救人。他雖然舍棄學生逃跑，但無絲毫道德愧疚感，因此而獲得“范跑跑”的稱號。

　　“范跑跑”的行為與自辯刺激了大眾，抨擊之聲鋪天蓋地，其中包括時評員郭松民，他認為：人應當講道德，老師應當對學生承擔責任。但兩人在電視臺的辯論中，郭松民失態的表現卻使之落下“郭跳跳”的稱號，范美忠卻得到更多支持。很多人稱，寧要真小人，不要偽君子。但也有一些人士開始思考本能與道德、個人自由與職業倫理之間的關系。

　　就在這些事件進行的同時，還發生了另外三件事。對于大地震中政府的迅速反應及設立全國哀悼日等表現，有媒體從“普適價值”的角度予以解讀，認為國家權力朝著尊重民眾權利的方向變化。對此，以反對偽科學出名的司馬南不予認可，他連續發表博客文章反對這種“普適價值”論。

　　6月5日，余秋雨發文《含淚勸告請愿災民》，要災民以大局為重：“只有當這些里里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擾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后十分艱巨的任務一步步完成。因此，你們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這種動人的氣氛保持下去，避免橫生枝節。一些對中國人歷來不懷好意的人，正天天等著我們做錯一點什么呢。”

　　汶川地震后，詩歌似乎復興，《孩子，快抓緊媽媽的手》等詩歌引起讀者強烈共鳴。6月6日，山東《齊魯晚報》則發表山東作協副主席王兆山的“詞二首”，第一首《江城子·廢墟下的自述》，以廢墟下遇難者的口吻，發出了“縱做鬼，也幸福”的感慨，并表達了“只盼墳前有屏幕，看奧運，同歡呼”的愿望。

　　凡此種種言論及由此而形成的辯論都表明，當今國人的價值體系確實是非常混雜的，其中既有中國的古典傳統——現在很多人在致力于恢復這一傳統；過去半個多世紀形成的價值體系也似乎具有一定程度的支配力；同時，過去二三十年來在市場化環境中似乎也形成某種新的精神傳統，它在中青年人中有很多影響，但其內部也不乏尖銳的沖突。這些價值形成了不同的話語體系，其間所發生的爭論是相當激烈的。面對大地震秉持不同價值觀的人們所表達的尖銳的看法，更是激起了情緒化的反應。

　　輿論、尤其是表現得比較充分的網民的反應則表明，民眾生活于這種價值混雜而紛爭的社會中，似乎多少有一些迷茫、焦慮和不安。那么，今天，有沒有可能重新構筑某種主流價值，作為國人的價值底線？很顯然，這種主流價值由政府自上而下地確立存在難度：現在輿論對教育部門取消范美忠教職就有批評之聲，也有人呼吁教育部門不要評比“抗震救災小英雄”。

　　歸根到底，主流價值只能由秉持各種價值觀的人們，在相對寬松的社會環境中，透過自由辯論、溝通、合作，融合現實中的各種傳統，逐漸達成。至于理想狀態，也將是古人所說的和中有同，“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