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發生的一些突發事件，在政府已經披露了相關信息后，公眾為什么還有許多質疑，這值得思考。

　　貴州甕安“6·28”打砸搶燒突發事件，和華南虎照事件盡管互不關聯，但筆者注意到，在信息披露方面，兩地政府卻面臨著相似的處境。

　　突發事件發生后，政府部門有責任、有義務對公眾關心的信息進行披露。問題是，在政府已經披露了相關信息后，公眾為什么還有許多質疑？政府部門是不是沒有完全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呢？

　　6月29日，沸沸揚揚8個多月之后，陜西省政府新聞辦宣布“虎照”是周正龍炮制的紙老虎，但公眾卻沒有停止質疑，而是提出了許多新問題。比如，對于周正龍的處理是不是公正？他是不是替罪羊，其背后有沒有操縱者？相關領導干部真的只是“不作為、亂作為”嗎？周正龍作為當事人，記者為何無法采訪他？攝影界專家也指出，虎照技術處理極為復雜，周正龍無法單獨完成。

　　貴州甕安“6·28”事件的牽扯面更廣也更復雜。7月1日，貴州省新聞辦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了該事件。應該說，政府的行動還是比較迅速的。事發后，新華社也較快發出消息，這表現出黨和國家處置突發事件越來越成熟。盡管如此，公眾和媒體卻想知道更多，與“虎照”事件一樣，貴州省官方發布信息后，輿論仍然有很多追問。

　　比如，對于李樹芬之死，盡管法醫已經進行了三次尸檢，但還有不少網友質疑：她到底是自殺還是他殺？其中是否還有隱情？李樹芬之死跟“6·28”事件究竟是什么關系？打砸搶燒突發事件究竟是如何組織的？

　　筆者注意到，貴州省召開的新聞發布會和陜西省的新聞發布會，都是由省政府新聞辦組織的，相關當事人卻沒有出現。這種不平衡的信息發布模式，也引起了公眾的質疑。

　　根據《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突發公共事件的應急預案、預警信息及應對情況都屬于政府信息公開的范圍，這也為公眾知情權提供了有效的保證。在“虎照”事件中，對于事實真相窮追不舍的法律學者郝勁松，就將該條例作為重要的法律依據步步猛追。

　　因此，我們可以說，“6·28”事件和“虎照”事件是兩面鏡子。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某些地方政府在處理突發事件時仍有一些傳統思維，這種思維在網絡時代顯然行不通，于法于理也說不過去。

　　突發事件的信息發布，也是新聞宣傳的一部分。前不久，胡錦濤總書記在人民日報社考察時明確表示，新聞宣傳要按照傳播規律辦事。那么，當突發事件發生后，我們的政府官員，是不是有這分勇氣、自信和責任感，在披露公眾關心的信息時，采取更開明開放、更全面靈活、更讓人信服、更符合新聞宣傳規律的工作方式，而不留尾巴呢？ (齊魯晚報 評論員 溫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