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薔(化名)是唐山人，現在是一個8歲孩子的母親。日前，她給中國青年報記者打來電話：“作為一名唐山大地震的親歷者，我對這次汶川大地震感同身受，我想通過報紙呼吁一下，請讓地震孤兒留在本地的家！”

　　傷心人聯盟

　　唐山地震時，王薔4歲，當時爸爸在外地開會，媽媽在醫院值夜班，她和姥姥在一起。那一夜她生病了，一直咳嗽，姥姥起來要帶她去醫院，“發現外面火紅火紅的，窗簾都被映紅了。姥姥覺得奇怪，怎么三更半夜的會有這種現象，抱起我就往外跑，剛出門，地震就開始了。”

　　王薔幸運地躲過了災難，卻永遠地失去了弟弟和爺爺奶奶。

　　“弟弟小我一歲，我們倆感情特別好，很長時間我都難以相信他已經離開了我們。”王薔到現在還保留一個習慣，遇到喜事要告訴弟弟：“你看，現在爸媽搬進新家了。”“嗯，不錯不錯！”遇到大事難事要默默地跟弟弟商量一下：“姐這樣做你同意嗎？你覺得怎么樣啊？”“姐我支持你。”雖然都是自言自語，卻感覺親人總在身邊。

　　每到清明或7月28日，王薔都會回到唐山給弟弟和爺爺奶奶燒紙。“一到那時候，街道上到處都是明明暗暗的火。”

　　“街上燒紙的隔兩三步就有，有時還會互相問一下：‘你家沒的什么人啊？’有時還會念叨念叨：‘你和誰誰誰互相照應一下’，就好像親人并沒有真的離去。有時還互相打打趣，開開玩笑。”

　　但王薔說，這只限于有相同經歷的人之間，“這是一個傷心人的聯盟，沒有傷痛的人很難體會他們的心情”。

　　王薔說，有相同經歷的人之間開玩笑，是大家互相鼓勵，而如果外人問一句，就是一種傷痛的刺激。

　　王薔后來結婚生子，有一次兒子穿了一件海魂衫，她媽媽一下子想起死去的兒子，哭了很長時間，不停地說：“太像了，太像了！”原來弟弟小時候也穿過這樣一件衣服。

　　唐山大地震過去這么長時間了，唐山人也逐漸擺脫了悲痛的心情，大家的日子都過得挺好，平時不想起來也挺高興的，但一個觸動就會想起來。汶川大地震后，王薔的爸爸媽媽天天看著電視哭。有一天爸爸給她打來電話，說在電視上看到一個小女孩在廢墟旁邊站著，頭發亂糟糟的，馬上就想起當時他從外地跑回來，看見王薔赤著腳，站在廢墟上，身上套著不知誰給的一件衣服，上面還有血跡，頭發亂七八糟，臉上又是泥又是土又是血的，“一模一樣啊！”說著，電話那頭，王薔的爸爸聲音哽咽了。

　　唐山人的身份標簽

　　“唐山人”這個身份，很長一段時間都是一個特殊的標簽。王薔走到哪兒都會有人問她：地震時你在不在唐山？家里好不好？那時你多大，記不記得？“一定要你把這個過程再回憶一下，其實這個過程很難過的，這么多年講得多了倒也麻木了，但畢竟我沒失去父母，對那些失去父母的孤兒來說，一遍一遍的回憶，就是一次次無情地撕扯他們心上的傷口。”

　　當年，唐山大地震的孤兒一些被送到了石家莊的育紅學校，還有很多分散在各地。這些孤兒現在都長大成人，也有很多成為各行各業的骨干。但據了解，他們中有很多人想回到家鄉，回到生他的唐山。

　　“我在報紙上看到有很多人想認領孤兒，但我想告訴這些好心人：你們的好心對孩子未必就好。”王薔說，中國人都喜歡留在自己的本鄉本土，尤其是對孩子而言，他從小在這里生長起來的，失去父母本身對他打擊很大，再把他一個人孤零零地送到一個外地的家庭，背井離鄉，他會一直背負著這種災區孤兒的身份。別人對你再好，你終歸是個異類，還不如孤兒院，畢竟大家都一樣，誰也不愿意老是被別人目光如炬地注視著，還要被迫一遍遍地講述災難的故事，真的很難過。

　　而若干年后，這個特殊的標簽可能會轉貼到四川人身上，尤其是那些被分散到各地的地震孤兒。

　　王薔說，經歷過地震的人，特殊的經歷會使他們在行為方式上與別人不同，在他們看來很正常，在別人卻感覺很異樣。“經過唐山大地震的孩子，都怕打雷。當時地震完以后，下了好幾天瓢潑大雨，我至今記得當時的情景，天色變成那種黃黃紫紫的顏色，劈天的雷聲，像天都要塌下來似的。一直到十幾歲，遇到暴風雨我都極其害怕。長大后慢慢好了，但總有一些恐懼心理。”

　　王薔告訴記者，她上中學的時候，有一次下大雨，外面天色昏暗，他們正在上自習，班上54個人，幾乎所有孩子一下子全躲到桌子下了。“所有值班的老師，都跑到低年級的教室里，一個一個地抱出來，一個一個地哄，拍拍，什么也不多說，再放在坐位上。大家都特別理解，不會嘲笑你，都是從那個時候過來的，彼此都知道。如果放在另一個地方，很明顯就是個異類。別人會關切地來問你，你怎么樣啊，要不要做心理輔導啊，自己也覺得自己怪怪的，有淚不敢流出，有痛不能釋放，會一直很壓抑。”

　　說到心理輔導，王薔認為，這種大災難過后，人們心理肯定會比較脆弱，一定程度的心理干預是必要的，但要用一種隱性和溫情的方式，尤其是對孩子，不要讓他意識到我們在給他特殊的“輔導”。“傷痛就是傷痛，我家有的家庭成員沒有了就是沒有了，別人對我再撫慰，也是無法替代的。只能說是大哭一場，發泄出來以后，繼續過以后的日子”。

　　重組家庭是傷痛愈合最好的港灣

　　王薔認為，最好的方法是讓這些孤兒留在本土，把殘缺不全的家庭拼湊完整。王薔告訴記者，她上學時班上有很多重組家庭的孩子，有兩個女孩被稱為“八姐九妹”，因為他們家里有八九個小孩，爸爸媽媽帶著地震中許多失去父母的孩子，來自好幾個家庭，生活得很幸福。“大家有許多共同性，口音都是一樣的，也都有相似的傷痛，經歷過災難的人彼此理解，互相扶持，沒有人逼著你講述災難，沒有差異性和好奇的目光，在特殊的日子里大家一起回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傷痛，大家互相安慰，容易再建立起一個新的平衡，傷痛愈合的速度也會比較快。”

　　汶川地震后，王薔對自己8歲的兒子說：“除了捐款、寄東西，有一件事我們必須要做，我們要給災區的小朋友寫信，不談災難，就聊聊家常，說我是哪兒的學生，有什么風土人情，我們這兒正流行什么游戲，讓他們逐漸回到正常生活中。”

　　“當然，別人的關心終歸不能從根本上幫你解決問題，日子還得自己過。”王薔說，當他們獨自面對生活時，會發現有更多的困難。這時人們應該互相幫助，像他們那時一樣，搭伙過日子，自然會有一些新的家庭組合。政府也可做一些適當的引導和服務，搭建一個信息平臺，讓破碎家庭有機會找到另一半，重新組合。從她身邊的一些重組家庭來看，大部分都過得比較幸福和睦。“人在大災大難情況下，斤斤計較的少了，而且比較珍惜這種重新又有家的感覺”。

　　“可是，他們會互相承認嗎？會叫爸爸媽媽嗎？”記者問。

　　“災難過后的重組家庭跟一般再婚家庭不一樣，有它的特殊性。我為什么叫你爸爸？因為我的爸爸在大地震中沒有了，像你的媽媽在大地震中沒有了一樣，我們天然有一種親近感。”

　　但王薔同時認為，現在跟30年前又有很大不同，當時經濟條件差，人們能吃飽肚子就滿足了，而現在許多孩子都是獨生子女，心思也會比較敏感，就需要重組的家庭更加互相理解，有更多的愛心和耐心。(王俊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