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正面臨著艱巨的全球挑戰
30年來,中國參與全球化的過程中,既有利益也存在風險。當前,中國出口導向型的增長模式需要重新平衡,中國需要更多地把重心放在發展來自內部需求支持的經濟增長上,尤其是個人消費方面。而且,出口導向型的增長模式把中國過度地置于全球經濟的周期性發展中,在經歷了上世紀70年代以來最強勁的一波5年增長之后,現在有充分理由使中國對美國引發的世界GDP增長的減速感到憂慮。中國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還使世界上這個人口最多的國家成為令人擔憂的逆全球化反沖的焦點。作為一個負責任的世界公民,中國必須正視這些利害關系。作為當代歷史上最為開放的經濟發展模式,中國模式正面臨著艱巨的全球挑戰。
——史蒂芬·羅奇
比糧食短缺更緊要的是政治智慧短缺
近年來隨著計劃生育的一些弊端開始浮現,很多人重新論證:馬爾薩斯就是錯了。事實上,過去300年來證明馬爾薩斯錯誤的那些機制,今后并非一定會繼續發揮作用。正如馬爾薩斯沒能預計到綠色革命、福利制度、全球貿易等因素,嘲諷馬爾薩斯的人又有幾個當初預見到生物能源、人口大國崛起、金融機構炒作糧價這樣的因素呢?所以馬爾薩斯到底是對是錯,要回答這個問題,三百年可能還是太短。不過說到底,馬爾薩斯到底是對是錯,還是取決于我們的政治體系,鼓勵技術創新,保護自然環境,縮小貧富差距,調控金融風險,都是政治能夠積極推動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今天比糧食短缺更緊要的問題,是政治智慧的短缺。
——劉瑜
“政府公平悖論”的解決之道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以極不均衡的方式迅速發展,在經濟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社會公平卻沒有取得明顯的改進,甚至在某些領域還存在嚴重缺失的現象。市場經濟的馬太效應凸顯了政府的社會責任,社會不公的存在反映了政府社會責任的缺失,政府應承擔維護社會公平的責任成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民眾的普遍訴求。但政府在維護社會公平方面存在著一個悖論性的現象,這一現象可稱之為“政府公平悖論”,即政府既是維護社會公平的關鍵力量,也有可能因諸多原因導致不公平現象的滋生。克服政府公平悖論的重要途徑是建立法治基礎上的政府問責制,依靠法治對政府的非公共性傾向進行糾正,通過問責推動政府履行社會責任,并運用法制將政府的社會責任制度化。
——陳國權 王勤
資源價改“闖關”成為經濟平衡關鍵
目前國際金融資本在逐利本性的驅使下,已由房地產市場、資本市場轉戰到商品市場,而在美元連續貶值和低利率的刺激之下,投機行為被過度放大,能源就成為當下首當其沖的既安全又高回報的投機選擇,其直接后果則是急速推高了全球通脹水平。而由于中國內部生產要素價格非市場化機制,上述后果被異化為兩種補貼結果:其一是中國補貼世界,由于人為壓低生產要素價格,外國消費者在享受中國制造的同時,也將本應承擔的要素成本外部化給中國;其二是國內窮人補貼富人,為了保證上下游產業的供給鏈條,上游行業享受著巨額取自于全社會納稅人的財政補貼,進而使得內部要素占用者(例如擁有汽車者)將本應承擔的要素成本外部化給要素非占有者(例如不擁有汽車者),而這兩種異化又進一步扭曲了價格機制對于經濟結構調整的應有作用,導致一方面由于資源的低成本刺激了總需求的增長,另一方有效供給增長的市場化效能又被抑制。因此,資源價改“闖關”成為當前權衡經濟平衡的關鍵。
——張濤
偽善是一種“非常可貴”的機制
“滿嘴的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我覺得問題不大。像這樣的一種現象,有人說是偽善,這其實以前已經有人指出過,如果說這是偽善,那么這是社會非常可貴的一種機制。而且這種“偽善”和“真善”之間,也沒有截然的界線。道理很簡單,如果一個環境,使內心比較邪惡的人也不能不偽善,而且必須一直偽善下去,他一作惡馬上就被人抓住,久而久之,這個偽善成為一種習慣,也就成了真善了。所以說,其實偽善是一個社會很重要的功能,因為我們不能指望所有的人都是圣人,而且往往都假設任何人都是不完善的,而且也有權力不完善,我們也沒有權力要求別人去做圣人,但是我們要求的是每個人的行為必須要受到制約,尤其是那些有權有勢的人更是需要受到制約。
——秦暉
社會需要“童真視角”
當時我寫《反腐原來很簡單》的時候,也有朋友譏諷,說究竟是反腐很簡單還是作者的腦子很簡單?還有的戲稱文章的思路是為反腐敗提供了一種新視角,“童真視角”。我知道這些朋友的用意都是好的,在于強調反腐敗的復雜性。但問題是,世間有許多事情,如果說復雜的話復雜無比,如果說簡單的話也簡單無比,如果看得很復雜的話,就沒有解決的可能,而如果真要解決這些貌似復雜的問題,其實有時需要的就是一種很簡單的制度。甚至往往存在這樣的一種可能性,即對于一個看似復雜的問題來說,能夠有效解決問題的簡單制度可能有多種,只要有其中的一種真正起作用,問題的解決就不是難事。“反腐原來很簡單”這個命題實際要表明的是,問題其實并不復雜,關鍵是看你是不是真正想解決這個問題。
——孫立平
“精英治國”提供剛性執行力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政府的執行力受到世人的廣泛贊譽。首先,責任政府是新加坡政府執行力的條件,即政府要負責任地制定政策,確定執行目標,以崗位責任制保證執行,并及時對政策等進行監控調整以達成更好的執行效果;其次,強勢政府是新加坡政府執行力的途徑,政府重視政府權威,重用具有剛性的強勢精英,揮舞“大棒子”將負責任的政策貫徹執行到底;最后,廉能政府是新加坡政府執行力的保證,塑造出高效廉潔的具有執行力的組織,通過文官制度培養執行力人才,同時,借助政府外的力量有效地完成政府要執行的任務。
——呂元禮
過高道德標準阻礙我們警惕人性之惡
道德是個比狐貍還狡猾的詞匯,有些情況下,它并不是一目了然的,當你想當然地以為做了道德之事時,結果很可能恰恰相反。正如德國詩人荷爾德林所說:將人間變成地獄的,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我們依賴既有價值觀所作出的判斷未必就是正確的,面對自然界,面對很多我們沒有親身經歷的事,我們是無知的,如果因為高估自己理性的作用而隨便對陌生事物下斷語,并根據高估了的理性去設計行為規范,結果必然是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所說的那樣:通往地獄的道路是由良好的愿望鋪成的。
——王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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