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起刑事案件的定性之爭，到一場嚴重的打、砸、燒群體性事件，這兩者本來風馬牛不相及。不幸的是，最近在貴州省甕安縣發(fā)生的嚴重群體性事件，將這兩者聯(lián)結(jié)在了一起。如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所說，發(fā)生這件事，是因為長期積累的矛盾，沒得到及時處理。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可以將甕安事件的發(fā)生，理解為一種“偶然的必然性”作用。

　　沒有人能完全控制偶然性事件，但我們完全可以、而且也應當關注必然性趨勢。從社會治理的角度來反思甕安事件，我們必須超越事件表面的偶然性困惑，觸及政府治理的結(jié)構(gòu)性問題。

　　甕安群體性事件背后真正的問題，在于民眾對當?shù)卣�府的不信、不滿、不服。而這種民眾對政府關系上的“三不主義”，正是甕安事件的必然性原因。

　　如果存在這種民眾與政府關系上的高度緊張，任何一個偶然的事件，都有可能導致民眾和社會情緒的井噴，釀成不應有的過激社會行動。

　　甕安所出現(xiàn)的民眾與政府關系扭曲的情形，在我國基層治理層面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反思甕安事件，不僅需要跳出偶然事件的表象，還需要跳出個別化事件的細節(jié)之爭，去反思為什么會出現(xiàn)那種政府與民眾關系不應有的扭曲和變異。政府與民眾關系的問題，就根本意義上看，就是民眾在政府治理和公共生活中的角色與地位問題。民眾的角色和地位，與我們一直強調(diào)的民生、民權、民主等建設和諧社會理念息息相關。要消除出現(xiàn)在甕安的那種必然性，必須真正將民生、民權、民主作為政府經(jīng)濟和社會管理活動的核心目標。

　　構(gòu)建和諧而具有建設性的政府與民眾關系，必須真正關注民生。政府應當將當?shù)厝嗣裎镔|(zhì)和精神生活質(zhì)量的提升、利益分配的公平、各種各樣的民生需求等，作為日常管理的出發(fā)點和歸宿。關注民生問題，在當前最突出就是要將民眾的溫飽、就業(yè)、治安、醫(yī)療衛(wèi)生、最低保障等問題提上各級地方政府的首要議程。民生問題是構(gòu)建和諧的政府與民眾關系的底線，也是和諧社會的“底線”。如果底線失守，人們在內(nèi)心充溢的焦慮，便會轉(zhuǎn)化為對當?shù)卣�府的失望、懷疑和不滿。

　　保障民生，為民眾謀福祉，一直是中央高度關注的問題，為什么在一些地方卻總是雷聲大，雨點��？一個關鍵的因素在于在政府與公眾關系上，民眾的聲音一直很弱，民眾本來享有的權利并未得到充實，因此在政府的經(jīng)濟和社會管理活動中，在涉及到民眾重大利益的問題上，他們并沒有有效的發(fā)言權和控制權。換句話說，民生問題其實是一個民權問題。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門之所以無視民生疾苦，甚至敢犧牲民眾利益而追求自己或者特定利益團體的私利，就是看到了民眾權利的虛弱。因此，保障民生，既需要黨和政府自上而下的關注，更需要通過激活和充實民眾的表達權、知情權、參與權、監(jiān)督權，使民眾在日常生活中面對政府能“硬”起來，與政府展開理性與和平的交流溝通。

　　以民生為依歸，以民權為途徑，這是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zhì)要求。民生提出了政府的目的，而民權指明了實現(xiàn)目的的道路，也明確了政府與民眾關系中民眾的角色和地位。要使民眾的應有角色真正“到位”，我們需要進一步推進基層民主治理，轉(zhuǎn)換社會治理的模式，從傳統(tǒng)上那種以政府為惟一核心的“管制”模式，向和諧社會所要求的民眾與政府“參與合作”模式轉(zhuǎn)變。以民生為本、以民權為體、以民主為用的社會治理模式，可以使民眾與政府以一種有序、和平、制度化的方式進行交流、獲得互信和理解，釋放日常摩擦所產(chǎn)生的能量，從而在根本層面上超越“偶然的必然性”。(作者：王錫鋅，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公眾參與研究與支持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