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11日，我國醞釀已久的《國家知識產權戰(zhàn)略綱要》日前通過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會議指出，我國今后將通過不斷優(yōu)化和完善知識產權制度，來鼓勵社會成員的創(chuàng)造性勞動。我國采取的一系列“實施”層面的知識產權動作表明，我國知識產權制度建設已經進入了“戰(zhàn)略主動期”。 中新社發(fā) 任衛(wèi)紅 攝

　　最高法院知識產權庭庭長：用最優(yōu)的機制迎接挑戰(zhàn)

　　中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脈音愈發(fā)強烈。

　　7月10日至11日，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國際研討會在上海舉行。來自中、美、德、日等國的數(shù)十位法官齊聚上海，共同探討全球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相關問題。

　　“目前中國知識產權司法審判工作任務非常繁重，隨著我國經濟的發(fā)展，大量涉及商標、專利、版權的糾紛涌現(xiàn)出來，給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帶來很大挑戰(zhàn)�！弊罡呷嗣穹ㄔ簩徟形瘑T會委員、知識產權審判庭庭長蔣志培表示。

　　雖然中國建立知識產權審判體系只有二十幾年的時間，但在中國司法體制改革的大背景下，知識產權審判體制也經歷了變革：最初知識產權案件由民庭和經濟庭審理，后來由知識產權庭統(tǒng)一審理；2000年后，改知識產權審判庭為民事審判第三庭，負責審理知識產權案件。

　　中國人民大學知識產權教學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知識產權專家劉春田教授曾表示，由于知識產權案件分別由與之相對應的民事、刑事和行政審判庭審理，法官在審理中分別適用不同的訴訟法，審判視角不同，形成的司法理念也不盡相同，出現(xiàn)了知識產權刑事和民事案件交叉的矛盾沖突的情況。同樣，因知識產權確權和行政執(zhí)法帶來的行政案件與民事侵權案件，也常常存在內在的聯(lián)系。

　　“一個好的制度，能夠對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成效起很大作用�！笔Y志培說。

　　對于中國知識產權司法審判體制未來的發(fā)展方向，6月出臺的《國家知識產權戰(zhàn)略綱要》作了明確指引———完善知識產權審判體制、優(yōu)化審判資源配置、簡化救濟程序。研究設置統(tǒng)一受理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專門知識產權法庭。研究適當集中專利等技術性較強案件的審理管轄權問題，探索建立知識產權上訴法院。

　　這意味著，繼2000年司法體制改革背景下的知識產權審判體制改革后，中國知識產權司法審判體制將迎來新的變革。

　　初試 “浦東模式”

　　從建立之初，中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一直在探索最優(yōu)的審判模式。

　　“知識產權案件專業(yè)技術的特殊性和適用法律的復雜性，決定了審判知識產權案件的要求很高。同時，知識產權案件涉及民事賠償、刑事犯罪和行政訴訟等相關問題，當然根本問題是知識產權問題，因此要公正、及時地作出裁決，對知識產權法官水平的要求很高�！笔Y志培說。

　　記者在浦東新區(qū)人民法院了解到，作為地處中國改革最前沿區(qū)域的基層人民法院，早在1996年就探索出了一套知識產權的“立體”司法保護體制。

　　“當時，促使我們設立立體審判模式，是因為處理飛鷹商標案�！逼謻|新區(qū)法院知識產權庭庭長陳惠珍說。

　　1995年，中美合資上海吉列有限公司的“飛鷹”商標屢遭假冒，社會影響很壞。當時浦東新區(qū)法院刑庭、行政庭及知識產權庭分別受理了假冒“飛鷹”注冊商標的案件。刑庭對假冒該公司商標的犯罪人員依法判處刑罰；行政庭依法維持了工商部門對銷售假冒“飛鷹”刀片的個體戶的行政處罰決定；知識產權庭判決侵權單位賠償吉列公司20萬元損失。

　　“在以往知識產權的審理中我們遇到的問題，一是刑庭、行政庭由于業(yè)務范圍所限，缺乏相應的知識產權專業(yè)知識。二是三類案件涉及的基本上是同一事實，由不同審判庭分別審理，造成了重復勞動，增加了訴訟成本�！逼謻|新區(qū)人民法院院長丁壽興說。

　　從1996年起，浦東新區(qū)人民法院將三位一體的“立體”審判方式(同一案件的涉及知識產權的民事、刑事、行政問題統(tǒng)一由知識產權庭審理)引入知識產權審判工作。因為創(chuàng)立時間最早，這種模式也被我國已故著名知識產權學者鄭成思稱為“浦東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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