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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的廢墟會變成新城的輝煌，但道德的廢墟，卻有可能毀壞民族振興的生命

　　一場四川大地震，震出了社會價值觀的大爭論，大反思，我覺得，在某種意義上，也許是一件好事，顯示這個國家和社會沒有在巨大的災難中一蹶不振，或者陷入一種悲觀主義和虛無主義的泥沼中。

　　抗震救災尤其是災后重建，正在穩定地進行，溫家寶總理親臨前線指揮救災的正面效應，也在全世界擴散。舉例而言，當年美國總統布什在卡特里娜颶風發生的時候，按照政治顧問羅夫的建議，只坐了空軍一號在新奧爾良上空視察了一下，過了一段時間后才親臨災區，招致很多批評。這次在密歇根水災的時候，布什就第一時間親往災區視察，也許同中國政府在救災中的表現不無關系。

　　與災后重建同步，社會對災難中出現的一些人物和話題，也在進行積極的討論，那是一種任務更為艱巨，意義更為深遠的價值系統的重建過程。千萬不要急于對這樣的爭議和討論下定義，作結論。理由很簡單，價值系統的災難不是一日形成的，也不是像房屋被震倒，然后建設更為抗震的房屋校舍那樣簡單。

　　震后，出現了圍繞著“范跑跑”的“崇高與無恥”，以及教師的道德與責任的爭論；圍繞著余秋雨的文化人應該做“御用文人”還是“政府諍友”的道義爭論;圍繞著司馬南批判《南方周末》引發的有沒有“普世價值”的爭論;圍繞作家王兆山的“地震死亡幸福論”的爭論；各方意見紛呈，莫衷一是，這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

　　顯然，震后出現的價值觀爭論，深刻表明中國社會某種程度上處在一種兩元對立和內外有別的困境之中，導致價值觀的爭論處于并行無法交匯的狀態。所謂兩元對立，那就是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對立；所謂內外有別，就是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普世價值和中國特色沖突的困境。

　　再加上圍繞著奧運火炬傳遞與西藏問題，中國輿論與西方對峙的背景，導致價值爭論帶上了敏感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復雜因素，使人們對爭論是否會帶來主流價值，多數有共識的價值系統的重整，抱持悲觀和懷疑的態度。

　　其實，我們不必太計較爭議的激烈，也不必給漩渦中的人定位成某種價值系統的代表，因為這些人本身，也呈現出價值觀的多樣與矛盾。舉例而言，含淚告災民不要被西方媒體利用的著名文化人余秋雨，在訪問美國的時候，考察了美國的文化和倫理價值系統，就感慨地說，美國文化是需要我們仰起頭來看的文化，其中包括了美國對人的生命價值系統的尊崇，由此可見，余秋雨也是復雜的。

　　同樣，全面尊崇科學真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司馬南，竟然把建立在人文倫理科學上的普世價值，批評成是一種神話，不也是一種自相矛盾？除非他認為包括人權民主環保等在內的普世價值也是氣功方術。

　　從目前討論的標準來看，司馬南和范跑跑應該是兩類人，但是，他們在這場爭論中卻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承認用夸張的語言來引發媒體和大眾的關注，這是否又給這次討論注入了另類元素？

　　不管怎樣，價值的重建，需要時間，也需要社會結構克服兩元對立的狀態，這在正進行社會轉型的中國，需要的時間可能比拉美，比東歐，比俄羅斯更長。因為中國人口眾多，區域廣泛，發展不平衡。但是，值得喜悅的是，震后的價值爭論，以及政府和社會給予這種爭論比較大的空間，已經證明了一種價值觀，而且也是普世的價值觀，已經成為大眾的共識，那就是多元化的價值。這無疑已經讓這場爭論的各方都成為了贏家，也符合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的中國當今主流價值。

　　中國有十三億人，價值認同要一統天下殊不容易。而百年的近現代化的歷史告訴我們，全盤西化不可能，固守傳統也是天方夜譚。在社會完成轉型的過程中，最好的方法是堅守法治原則。因為道德再低的人也不能違法，開放多元空間，以人為本，和諧社會，杜絕語言暴力，讓社會的主流價值系統與健康的現代化發展同步進行，成為公民社會的共識與基礎。

　　有一點是可以確認的，地震的廢墟會變成新城的輝煌，但道德的廢墟，卻有可能毀壞民族振興的生命。(丁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