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物價持續上漲，東莞在全國第一個“吃螃蟹”，首創向低收入人群發放一次性大額臨時生活補貼，符合條件的市民每人補貼1000元。但政府“發紅包”并不順利，據新華社昨日報道，東莞市政府對發放臨時生活補貼估計不足，最后總的財政支出可能超出估算1倍多。其原因在于，除了通常的低保、優撫等困難群體外，東莞還將低保邊緣戶這一類別首次列為濟困目標。由于之前并未對此摸底，僅憑家庭月人均收入401至600元這樣的標準，基層政府難于操作和統計。

　　盡管東莞政府財力優厚，憑借多年發展積累的實力，要消化超出估算1倍多的“紅包”開支，也許不會有什么問題，但東莞“發紅包”遇到的麻煩，揭示了公共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即政府如何在公共政策的執行過程中，準確識別和鎖定政策對象，以達到最佳的政策效果。

　　這是一個看似簡單實則復雜的政策難題。日常生活中要識別一個窮人，人們憑常識經驗即可實現，路邊的乞丐、天橋下的流浪者，都是顯而易見的弱勢人群。但從公共政策層面，要區分何謂生活困難群體、低收入群體、中等收入群體，卻少有這樣一目了然的效果。一旦這種劃定與收入分配、福利政策掛鉤，人們更會爭搭便車，政府發給誰、不發給誰，政策執行過程就是對社會公正的考驗。

　　因此，政府是否有能力完整識別和把握政策對象，絕非輕巧。而如果識別不清，輕則令二次分配走樣，政策公平無存，重則令權力自我腐蝕，民生疾苦加劇。如低保對象、優撫對象、非低保對象的殘疾人、孤寡老人、棄嬰、麻風病人等生活困難人士，往往有明顯的個體或群體特征，統計掌握相對容易。一旦超出這些特征，要追求更精細更準確的政策把握，基層行政往往無能為力。

　　明顯的例子是各地曾經出臺低保群體的認定標準。有“養寵物狗者不能獲低保”的；有“有空調者不能獲低保”的，有“有電腦者不能獲低保”的，有“用手機者不能獲低保”的，凡此種種，不勝枚舉。還有城市索性推出低保聽證制度，要求社區人士民主投票，多數通過才能享受低保。這種民主手段的非正當使用，表明基層政府在如何識別窮人的問題上，確實勉為其難。

　　有學者指出，政府的公共政策應建立在公民經濟收入狀況精細化統計的基礎之上，否則，政府決策就會缺乏科學性和針對性。而給市民發放補貼是動用財政資金，有必要進行聽證，要經過人大討論和批準。這事實上都是強調，政府任何公共決策，在技術上要有盡可能詳盡的科學論證，在價值上也要有盡可能充分的公開辨論，政策方能接近科學與民主。

　　因而，在出臺濟困措施的良好初衷之下，也不應忽視潛在的公共政策問題。以法制化形式掌握公民經濟收入狀況，確立公共決策的信息基礎，這些都是行政能力與水平問題，完全可以改善。需要區分的兩類情形是，其一有能力無意愿，這是存在已久的行政權力監督問題；其二是有意愿無能力。基層政府追求民生改善，卻發現找不到或找不準政策想要幫扶的真正窮人。

　　當然，東莞政府發放臨時生活補貼，從另一角度說明，基層政府在公共職能上已經或者正在告別既無意愿也無能力的狀況，轉而進入更復雜也更微妙的發展階段。公眾需要有能力也有意愿保障民生的現代政府。當基層政府能做到始終有意愿去關注窮人，也有始終能力識別窮人，給予他們及時的幫助和關心，則不僅是政府現代行政技能的提升，也大可以說是國家權力制衡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