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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奧運會期間全面實施奧運交通管制，所有車輛按照單雙號行駛，令空氣質量得到了極大的改觀。圖為北京“鳥巢”上空藍天白云。 中新社發 王東明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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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學專家:"長期單雙號限行"在法律上"基本成立"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奧運給了北京大氣治理一個絕無僅有的實驗期。最終結果證明，北京是可以實現藍天的。因此，據奧運空氣保障專家組成員透露，政府目前正在研究一種更好的代替單雙號的辦法

　　2008年8月8日開幕式前，電視直播給了“鳥巢”一個大畫面——“鳥巢”被一片灰蒙蒙的霧氣籠罩。

　　美國賽艇選手克里斯·利夫斯基在8月11日的日記中寫道：

　　“有一個問題令我依然驚訝，那就是所有來北京參加奧運會的運動員都能感受到的——籠罩在北京上空揮之不去的灰霾……我知道中國政府已經關停了附近地區的工廠，還采取了交通限行措施，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么眼下這些灰霾更多只是有礙我的視線，而沒有造成過多的生理不適。也就是說，要想知道長期在這種環境下訓練會對身體造成何種影響，只能憑空去猜測了。”

　　這個美國運動員的疑問，正是奧運空氣保障專家組大部分專家特別擔心的問題，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教授賀克斌就是其中一員，他說過度灰霾可能會使歐美人的眼睛受不了。

　　幸運的是，隨著全部臨時措施的實行，北京的大氣質量逐漸回轉。10日開始下雨，隨后北京接連下了好幾場雨。

　　北京終于迎來持續的湛藍天。

　　　奧運前的急剎車

　　“奧運期間空氣保障方案”自一年前就開始論證，前后論證了4次，參與的專家人數上千，參與實施的工作人員上萬。

　　從2008年7月1日開始，北京市政府實行奧運期間的臨時減排措施，措施主要包括機動車限行和重污染施工企業的停工以及重污染企業在確保達標排放的基礎上，繼續減排30%，包括一些企業的限產。

　　在北京地區，首鋼涉鋼系統已經率先停產，奧運場館周邊建材企業也已歇業，六環以內及順義區、昌平區施工工地全面停工。北京熱電廠和建材、冶金、石化等企業也將采取更為嚴格的污染控制排放措施，同時加強道路揚塵控制。

　　北京周邊四地——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等地污染嚴重的冶金、建材等企業也將采取控制污染措施。其中天津、河北等地的燃煤鍋爐保證環保設施正常運轉，并使用低硫煤。

　　當這些停工減工的措施出臺后，一個石家莊的網友留言：“燕趙兒女萬分感謝奧運會，千萬別閉幕。”

　　這位網友的家就在環境污染重災區——石家莊，那里是全國污染嚴重城市之一。奧運會使得她家附近的污染企業都不能開工，火電站必須強制安裝凈化裝置。此外街道還有人天天清洗。她感嘆，“治理污染企業喊了20年，還是奧運會有威力。”

　　奧運時期的臨時措施讓空氣質量立竿見影。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王躍思博士，自2007年始，就在做一項由中國科學院出資880萬的“北京大氣環境監測行動計劃”——這個項目得到北京市環保局的認可，雙方簽定協議，由中科院負責對奧運時期的空氣質量進行時時監測。

　　王躍思和他的同事在北京及周邊省市建立23個監測點，西南最遠到石家莊，東北最遠到秦皇島，東南最遠到禹城。據數據顯示，奧運期間，僅細粒子這一種污染物，周邊下降16%，北京下降45%。

　　大氣不似水可以采取分段治理，北京這么一個簸箕形地形，周圍幾個工業大省的大氣污染對北京有著直接的影響。王躍思通過2007年8月17日到20日測試賽的單雙號，監測發現北京自身長期治理是很有效的，但測試賽之后未見特別效果，可見周邊必須要協同治理。所以建立五省大氣治理協調保障小組聯合協作，這在環保工作中尚屬首次。

　　7月底那些天，是北京市環保局副局長杜少中最難受的幾天，因為雖然采取了一系列臨時措施，但仍持續出現灰霾天，遭到外媒的批評。

　　這種灰霾是因為陰天使得大氣無法實現對流，積累的污染物無法擴散。迫于壓力，北京市環保局公布了惡劣天氣情況下的預案，若空氣再進一步惡化，就對車尾號再進行一遍篩分，更多工廠要停產。

　　灰霾為什么難散去？

　　奧運期間的藍天，讓很多長期生活在北京的人想起了小時候的北京。

　　1998～1999年是北京大氣污染的一個至高點。1998年北京市區大氣中總懸浮顆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年平均值分別是國內空氣質量標準的一倍到兩倍。和世界上大氣污染最嚴重的墨西哥城相比，北京的懸浮顆粒物也高出35%、二氧化硫更是高出62%。

　　污染源來自這個城市每年燃燒的2800萬噸煤、140多萬輛機動車的排氣、5000多個建筑工地的揚塵，以及自然降塵等。

　　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教授賀克斌說，二氧化硫與懸浮顆粒物結合變成混合型污染，這些排放擱到一起，不僅有各自排放的污染物，這些污染物也會產生化學反應，誕生一些新的污染物，即過渡性污染——復合的過渡性污染往往會在能見度、生態破壞、人體健康造成更大的危害。

　　這也直接導致了一種天氣的出現——灰霾，它的特點是呼吸似乎不受影響，但普遍能見度降低。灰霾是一種增長型大氣污染。300多萬輛機動車的數量太大，即使單雙號，仍存在產生復合型污染的條件，包括北京周邊城市石家莊、天津、珠三角城市，都存在復合型污染的產生條件。

　　總之，北京的“藍天”計劃從起步起就蹣跚，一開始尚屬“償還舊賬”的無奈選擇。

　　一期工程試圖從最基礎的“煤改氣”做起，讓北京冬天的二氧化硫得到控制。首先對燃煤進行處理,一是集中供暖,二是對燃煤鍋爐進行改造,使用清潔燃料,并達到脫硫。

　　二氧化硫的控制是顯著的，但西城區民康社區主任馮代蓮回憶，剛改氣時很多老百姓并不樂意，因為第一批集中供暖設備并不是很熱，而且比煤貴，有些人關了氣，在家又靠燒煤取暖。

　　至2007年底，單單是這一項，用北京市環保局副局長杜少中的總結說，“為控制煤煙型污染，就花了25億元”。

　　1996年，北京開始在汽車排放量上下工夫，率先使用無鉛汽油；3年后，北京首次實施歐I標準，后來到歐IV，現在也是全國唯一實施歐IV標準的城市，使得北京的汽車發展水平一直比全國領先1年左右的時間。

　　從1998年到2007年底，9年的時間，北京對于環境的治理先后分13個階段，200多項措施，治理涉及污染的方方面面。

　　結果使達標的天數從100天增加到246天，主要的三項主要污染物基本穩定在國家標準。

　　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教授賀克斌認為對這個藍天數，應有樂觀的估計，因為藍天的代價并沒有使經濟倒退。在人增多，GDP繼續上升的情況下，藍天數依然上升，說明我們實現藍天是完全有現實性的。

　　一個社區的10年抗塵路

　　北京西二環的金融街崛起速度很快，仿佛一夜之間就已經成為高樓林立的另一個CBD。只有住在此區域的居民才深切地知道，今日的輝煌背后是10年的工地建設，與無數老住戶情愿與不情愿的拆遷。

　　工地建設和胡同拆遷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無可避免的大面積揚塵——這是1998年以來北京城市生態的大趨勢，到處是工地，到處在拆遷，揚塵污染直線上升。

　　金融街區域內有條大乘胡同，因為是平房區，居民靠煤取暖做飯，每逢生火只見黑煙滾滾。因為是通往二環路的單行線，最靠近拆遷建設工程，車多塵多，居民長年不敢開窗。

　　起初，大乘社區的居委會并不曉得社區本身能對這種污染環境產生什么改變，直到2001年7月，申奧成功的前一天，北京環保基金會的江曉柯老會長來到大乘社區，開展動員組織公眾參與防治塵污染試點工作。

　　大乘社區的主任馮代蓮當時有點納悶，揚塵處處有，天天見，臟點算不了什么。當她聽說這些揚塵大顆粒可以隨著噴嚏打出來，小顆粒會融進血管，引起咳嗽、哮喘，甚至會引發肺病、癌癥，她坐不住了。

　　據聯合國開發署《2002中國人類發展報告》，空氣嚴重污染地區比空氣良好地區死于肺癌的人數高達5到8倍。中國環境規劃院估算：2001年、2003年、2004年、2005年：三四十萬人由于空氣污染過早死亡。

　　馮代蓮是個敢說敢做的婦女，轟轟烈烈地把除塵工作搞起來。居委會開始辦講座，出板報、發材料，大會小會，進院入戶開展宣傳。同時，每月召開駐區單位防塵工作聯席會。

　　社區還成立居民防塵污染志愿者小組，制定責任制和巡查制度。參與的都是一些退休老人，他們帶著監督的紅箍，身穿綠馬甲，風雨無阻地走街串巷，跑到工地監督檢查。

　　工地施工時每天不知道要抖多少個水泥袋，每次都是一片土。這些志愿者老人就苦口婆心地勸這些民工：“這是咱們的首都，要好好愛護，同時也愛護你自己的身體”，要輕拿輕放，及時澆水降塵。

　　有些民工有些感動，就默默地改了習慣。但也有些民工不理這些，大風天依然轉水泥。

　　也有更加不聽的，這時馮代蓮的潑辣就顯露了出來。一次，馮代蓮看到臨街道一家平房正拆遷，土像小風一般向周圍擴散。馮代蓮扯開嗓子就喊，快澆水。喊半天沒人理睬，她抄起一塊小石頭嗖地就朝房上的人扔過去。房上人急了，冬天水管凍了咋澆？馮代蓮馬上回家提了暖壺來解凍。

　　這樣努力了半年多，社區的整體環境發生了變化。居民家的窗戶終于打開了，路面一直濕潤潤的，黃土不露天，空氣變清新。

　　非典之后，金融街的社區開始了大拆遷和大合并，整個金融街8個居委會合并成一個民康社區街道，總人數8551人。馮代蓮繼續擔任民康社區街道主任，她擴大了防塵的工作范圍，組織全社區單位、商戶和居民都參與到防治塵污染的工作中去。

　　馮代蓮說，她所有的工作目標都是為了奧運會時期的空氣質量。

　　黃標車徹底“黃”了

　　黃標車的取締雖然沒有成為明確的政策，但被淘汰的趨勢已經無可爭議，研究者們正在想辦法如何加快它的報廢速度，因為它是北京大氣污染中一個最直接又最易控制的因素。

　　它也是中國汽車升級的一個節點，然而背后，又牽扯到層層的利益鏈條。

　　在1995年以前領取牌證的汽車基本上都屬于黃標車。這些車排放量大、濃度高、尾氣穩定性差，排放達不到歐Ⅰ標準，環保部門因此給這些車亮了“黃標”。

　　在上世紀90年代，黃標車是北京的主力運輸工具，從事司機行業20多年的張師傅回憶道，“那時四環路上的車一個賽一個地放黑煙，黑乎乎地，誰也瞧不見誰，味兒難聞著呢，不捂鼻子都不行。”

　　北京最早的出租車，“黃面的”到后來的紅色普桑，也屬其中一等一好手，每天連軸跑，污染得比誰都多。

　　1994年，北京的汽車有了尾氣檢測標準，那時還不分黃標、綠標，只用合格、不合格。那時的標準也不清晰，如今的黃標車當時屬于合格的有很大部分。

　　2000年后，國家開始明確排放標準，歐Ⅰ和歐Ⅱ的標準被人們所熟知，一些生產小排量的汽車生產商也獲得減稅鼓勵。新一批買車人自然過渡到綠標車時代。而那些早期的黃標車群體卻被擱置起來。

　　2005年北京開始對黃標車逐漸限行，污染大戶出租車們率先被政府買單換車。黃標車群體有了分化：公車的大多掏錢改了綠標車，私車則多采取觀望態度。

　　直至如今，在北京地區，黃標車占到北京市機動車總量的10%，數量達30多萬輛。 這其中大多數是大中型客車，以及送貨的大卡車，和一些便宜的私家車。

　　張師傅是一家大型國企的車隊負責人，他手下有120輛車，負責職工上下班和公務用車。其中有10幾輛屬于尚未解決的黃標車，因為改綠標一輛車要花上8萬〜9萬，而政策又未十分明確地禁止，他們也就始終按兵不動。

　　從2008年7月1日起，北京市執行了史上最嚴格的臨時交通管制措施，除了單雙號限行，還限制污染物排放高的黃標車進入北京，這讓張師傅一時傻了眼，他只好到那幾家國營巴士公司租借車輛用來救急。平時一天一千五的租金，如今翻倍。

　　同時，他趕緊向上面打報告，把黃標車送去指定工廠改造。從7月1日到現在，為此他就折騰出去100多萬。

　　張的情況還不算什么，大量外地進京送貨的大卡車，都因禁令而進不了京——僅北京市貨運車輛就從原來的3萬輛黃標車劇減到如今的3000多輛綠標車。這給物流配送企業帶來很大的影響。北京八達物流有限公司一位張姓負責人估計，因交通管制給物流行業造成的業務量損失粗略估計為50%。

　　由于外地貨物送不進來，從7月初開始，物價漲潮率先席卷京城的建材市場，沙子、水泥等基礎建材價格猛增。影響到市民生活，就是老百姓們都覺得菜價日日見漲。但很少有人知道每日上漲的菜價間接地為我們頭頂的那點藍天作了貢獻。

　　對于那些黃標車主，麻煩就在眼前。按照慣例，一輛普桑改綠標就需要8千〜9千，而二手綠標普桑也不過才1萬2，花錢改車事實上已經失去了意義，但不改，車就成了一堆廢鐵。

　　　代替單雙號更好的辦法

　　就北京污染源來說，實際上主要就是燃煤污染源、機動車污染源、工業污染源和無組織排放(如工地和煙囪)。只要抓住這4項就能抓住藍天，關鍵是協調發展。

　　奧運期間，這四種污染源都得到有效控制，所以才能見到久違的藍天。奧運之后，會怎么進一步控制，還處于研究中。

　　可以肯定的是，首鋼已經徹底搬遷了，汽車排放歐Ⅴ是趨勢，只會向前走不會向后退，電廠中的脫硫除塵裝置也很早就啟動。

　　在北京，隨著政策的明令禁止，且不說經濟效益，一些明顯浪費資源的項目都被停掉。還有就是北京的建筑工地與拆遷工地都會大幅度減少。

　　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教授賀克斌是奧運空氣保障專家組成員，他透露，政府目前正在研究一種更好的代替單雙號的辦法。就他來說，他更傾向通過經濟杠桿的辦法來實現。比如提高停車費，鼓勵大家去乘公交。再比如采用倫敦擁堵費的做法，即在擁堵地段采取計時收費制。

　　如果說綠色財富，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教授賀克斌認為其實能夠遺留下來的最重要的是公眾的環保意識。

　　奧運期間，人與人之間形成了一種“場”，互相提醒和監督各種生活中的環保細節。其次，就那些大大小小的場館而言，也都是綠色的，從一建館就有了許多節能節水的設計。最后，首次成立的華北五省空氣質量保障協調小組，可以作為大氣區域治理的一種組織架構的嘗試，如何更好地維持下去，會對日益增長的中國城市群落有著示范作用。(孫冉 嚴冬雪）

【編輯:吳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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