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普世價值”之說漸見流行。一些人或宣揚西方自由主義的“普世價值”，或贊頌民主社會主義的“普世價值”，或把所謂儒家經典中的“圣心王意”、“天道性理”奉為“普世價值”。既然是“普世價值”，似乎就符合世間一切人的利益，凡是世人都應趨而奉之，不會說“不”了。這就不免使人有些神秘感。更有趣的是，有的人一面把意識形態性很強的內容說成是“普世價值”，一面又把所謂“淡化意識形態”宣揚為“普世價值”，叫人摸不著頭腦。本文試圖對此作些分析討論。

　　一

　　為了深入地認識問題，闡明我們在“普世價值”問題上的基本觀點和為什么在歷史領域不應侈談“普世價值”，需要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進一步進行分析和討論。

　　為此，我們要回顧和援引恩格斯對于杜林“永恒道德”論的分析批判。

　　杜林是一個先驗主義者和形而上學者。他為了鼓吹人類歷史領域也存在“永恒真理”、“永恒道德”、“永恒正義”，先確定了他的道德觀和正義觀適用于一切世界，認為道德的原則凌駕于“歷史之上和現今的民族特性的差別之上”，而且不容許“對這些原則的絕對適用性表示失望”。他的道德論就是這種普遍適用的“永恒真理”。如果用今天有的人的語言，這些原則顯然也就是“普世價值”了。對這種“永恒道德”論，恩格斯進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

　　首先，恩格斯指出道德是具有歷史性的。人們的道德觀念因歷史時代、歷史條件的發展變化而變更。就拿道德領域被認為具有絕對意義的善惡來說，其對立就是“在屬于人類歷史的領域中運動”，善惡觀念從一個民族到另一個民族、從一個時代到另一個時代變更得這樣厲害，以致它們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因此，不存在超歷史的適合于一切民族和時代的善惡觀念。

　　其次，恩格斯指出，在階級產生以后，道德又具有階級性。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道德。“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觀念。”因此，不存在超階級的、對各階級都“絕對適用”的道德。與此同時，恩格斯還分析了不同階級的道德論中的某種共性和不同社會形態中某種共同的道德戒律的問題，指出由于“有共同的歷史背景”，不同階級的道德論還是有一些共同的東西的。但歸根到底，人們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經濟關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觀念的，所以各個階級“都各有自己特殊的道德”。由于“經濟發展階段”的相似或限制，不同的社會里也會有大致相同的道德論，但這絕不意味著“永恒道德”的存在。從動產的私有制發展起來的時候起，在一切存在著這種私有制的社會里，道德戒律一定是共同的：切勿偷盜。但是，在消滅了私有制、消滅了階級，從而“在偷盜動機已被消除的社會里”，如果有人把“切勿偷盜”宣布為道德原則，就只會遭到嘲笑了。

　　所以，恩格斯說：“我們駁斥一切想把任何道德教條當作永恒的、終極的、從此不變的道德規律強加給我們的企圖，這種企圖的借口是，道德的世界也有凌駕于歷史和民族差別之上的不變的原則。相反地，我們斷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論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而社會直到現在還是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所以道德始終是階級的道德。”他指出，在歷史發展中，道德方面“總的說是有過進步的。但是我們還沒有越出階級道德。只有在不僅消滅了階級對立，而且在實際生活中也忘卻了這種對立的社會發展階段上，超越階級對立和超越對這種對立的回憶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為可能。”

　　之所以較多地回顧和援引恩格斯對于杜林“永恒道德”論的剖析，是因為這里直接涉及對所謂存在具有“絕對適用性”的道德原則的評析。杜林鼓吹“永恒道德”論的借口，就是認為存在著凌駕于歷史和民族差別之上的道德原則，即類似于今天一些人所說的歷史和道德領域里的“普世價值”。因此可以認為，恩格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對于杜林“永恒道德”論的深入剖析，實際上也為我們今天看待“普世價值”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方法。由此，也可以進而形成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觀點。

　　1.在歷史和道德領域不存在“普世價值”，侈談“普世價值”是沒有根據、也站不住腳的。

　　既然前面的剖析已經說明，不存在凌駕于歷史和民族差別之上的道德原則和“永恒道德”，其邏輯的結論就是，這個領域并不存在“普世價值”。或者換個角度來說，價值觀與道德觀具有同一的一面，相互貫通、相互制約，因而價值觀如同道德觀一樣也具有歷史性和階級性。歷史發展中不同階級的利益主體的價值訴求各不相同，以至相互對立。由此也可以得出結論，超歷史、超階級的“普世價值”是不存在的。何況，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只有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和一定的社會關系中的具體人性，而沒有超歷史、超階級的抽象的“永恒”的“普遍人性”，又何來作為這種“普遍人性”的價值取向和觀念表現的“普世價值”呢？

　　誠然，當年資產階級作為“第三等級”的首領，在同封建貴族的斗爭中提出的自由、平等、正義、人權的價值觀，不僅代表本階級的利益，也代表當時勞動階級的利益。這種狀況是由特定的歷史背景和資產階級在當時處于歷史發展中進步階級的地位造成的。盡管如此，資產階級從它產生的時候起，同自己的對立物的矛盾沖突和不同的價值訴求就存在了。所以，“雖然總的說來，資產階級在和貴族斗爭時有權認為自己同時代表當時的各個勞動階級的利益，但是在每一個大的資產階級運動中都爆發過作為現代無產階級的多少發展了的先驅者的那個階級的獨立運動。”在資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后，更表明了其理性的王國不過是資產階級理想化的王國，被宣布為主要的人權之一的則是資產階級的所有權。

　　2.對于在“普世價值”旗號下宣揚的價值觀，應當進行歷史的、階級的分析。

　　這是承認價值觀、道德觀的歷史性和階級性的必然要求。只有這樣，才能認清它的實質，給予其符合事物本來面目的評價。我們以民主問題為例。民主是一種國家制度和階級統治的形式。不能只看到在不同社會制度下都可采用的某些具體形式和做法，而忘卻了事物的本質。事實上，從來就沒有什么“一般民主”、“純粹民主”、“普世民主”，有的只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階級的民主。所謂“一般民主”、“普世民主”等等，是資本主義的辯護士用來掩蓋民主的階級性質、借以欺騙群眾和輸出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及社會制度的一種策略。

　　所以，在民主問題上，鄧小平一面指出，在發揚民主方面我們在“制度上有許多不完善”，要把發揚民主作為“全黨今后一個長時期的堅定不移的目標”；一面又指出，要看到“還有公然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領導的所謂‘民主派’”，“對這些所謂‘民主派’的總的傾向和真正目的是什么，一定要認識清楚，不要天真。”他告誡：“我們在宣傳民主的時候，一定要把社會主義民主同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民主嚴格地區別開來，一定要把對人民的民主和對敵人的專政結合起來，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紀律、民主和黨的領導結合起來。”進入新時期以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黨的十七大進一步指出“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強調“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其根本精神，就是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為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提供政治法律制度保證。這里鮮明地體現了在民主問題上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原則，并非所謂追求“普世價值”。

　　3.不侈談“普世價值”，又要在實踐中通過揚棄吸收歷史上和外國有進步作用的價值觀、道德觀的有益內容。

　　人們的價值觀念、倫理觀念雖然歸根到底是當時社會的經濟狀況的產物，但首先必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因此，我們既否定凌駕于歷史和民族差別之上的“永恒道德”、“普世價值”，認為對于道德傳統、倫理文化應當進行歷史的、階級的分析，又強調必須立足于今天新的時代實踐，通過揚棄、吸收外國文明優秀成果，弘揚祖國傳統文化精華。

　　對歷史文化遺產包括對倫理文化的揚棄，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總的來說，就是要看它對于人民的態度如何、在歷史上有無進步意義而分別采取不同的態度，把批判、繼承、創新有機地統一起來，從而立足于新的時代實踐，推動傳統從舊質向新質轉化，實現對古代優良傳統的批判繼承與超越，使之適合今天的歷史發展和中國人民今天的實際需要。就對中國歷史長期發生影響的孔子的以“仁”為核心的倫理觀而言，孔子以“仁愛”釋仁，表現了一種寬大的胸襟和道德境界；但他又把“仁”和“禮”相聯系，提出“克己復禮為仁”。這表明“仁”的基本含義是要求通過約束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來維系舊有的社會秩序和社會制度。這種倫理觀念是同中國封建社會發生、發展的一定時期相適應的，因而在歷史上有過進步作用。但即使如此，在封建制度下，這種“仁愛”學說也不能不同它的實踐嚴重脫節。剝削者的“己所不欲”，是不可能不施于勞動人民的。當階級對抗激化時，這種學說就更顯示出虛偽性和欺騙性來了。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實踐中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對它進行檢查時，就發現孔子的“仁”“是仁于統治者一階級而不仁于大眾的”，因而對于“孔子的這類道德范疇，應給以歷史的唯物論的批判，將其放在恰當的位置”。

　　“將其放在恰當的位置”，就是要尊重歷史的發展，既反對全盤拋棄的歷史虛無主義，又反對全盤吸收的文化保守主義，努力在批判繼承中實現創新。正是在中國革命的偉大實踐中，在對古代文化傳統的揚棄中，毛澤東對古代的倫理觀念“仁”進行了改造，賦予了它新的內涵，并吸收了古代“民本”思想的有益內容，進而依據唯物史觀關于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原理，提出了“為人民服務”的嶄新的倫理觀，在黨的長期奮斗中形成了“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的優良傳統。這是在揚棄中融批判、繼承、創新于一體的光輝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