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八年三月二日下午近六時，中國首位農民工全國人大代表胡小燕（中），隨廣東代表團抵達北京，出席即將于五日開幕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本屆大會二千九百八十七名代表中首次有三名當選的農民工代表，從此在中國全國人大這個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中有了一點五億農民工最直接的政治代言人。三十四歲的胡小燕十年前從四川來到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省打工，現在是佛山市三水新明珠建陶工業有限公司成品車間副主任，曾榮膺佛山市“十佳外來工”。 中新社發 王東明 攝

　　全國首位農民工人大代表胡小燕因為在媒體上公布自己的手機號獲贊譽，后來因求助電話過多影響睡眠而關機，卻招致罵聲一片。胡小燕回應質疑：“我不是農民工的救世主，我只是個普通的打工妹。”(9月11日《廣州日報》)

　　中國有1.2億農民工，目前，還在以每年500萬的速度增長，而農民工各種合法權益不足、受侵害的現象又很普遍。在這種情況下，把農民工問題壓在胡小燕這個打工妹身上，不僅于事無補，就是胡小燕自己也不可能承受得了。所以，胡小燕說，“我不是農民工的救世主”。

　　但農民工問題又迫切需要解決，誰來解決農民工問題，換句話說，誰才是農民工的“救世主”？農民工之所以把問題反映給胡小燕，是因為她的農民工身份，她來自農民工這一階層。對農民工來說，他們以階層認同的眼光選擇了胡小燕。但在全國人大代表中，具有農民工身份，來自農民工階層的代表畢竟是少數，無法應對那么多的農民工問題。現在的問題是，這些農民工為何不去求助那些非農民工身份的代表？在這里，恐怕我們不能要求農民工具有超階層的眼光，因為在全國人大代表中，那些來自其他階層、其他身份的代表，首先就沒有用超階層的標準要求自己。

　　應該說，能當上全國人大代表的，都是各階層、各行業的精英，屬于專業化了的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代表所屬階層和行業，也無可厚非。但在趨利情況下，知識分子往往把自己分化給富人、上層社會、強勢的團體和行業，卻無法代言農民工。

　　無疑，農民工階層目前是無權無勢、無法提供額外利益的階層，不像強勢階層和團體那樣對知識分子有吸引力；而分化了的知識分子也跟農民工階層基本處于隔離狀態，不僅不了解這個階層，甚至根本不愿用超階層的標準要求自己從事的代表工作。所以，胡小燕這個來自農民工階層的代表出現后，農民工就選擇了胡小燕。胡小燕當然不是農民工的“救世主”，解決農民工問題，還有賴于全體人大代表，不僅為本階層代言，也為其他階層，特別是弱勢階層代言。唯有此，胡小燕的困惑才能解開。

　　河南 王 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