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重慶晚報》報道,重慶將試行“大部制改革”,市政府部門機構編制暫時凍結,涉及調整和變動的部門,原則上不再使用余編補充工作人員,不再新提拔干部。這是在中央部委已經實行大部制的情況下,地方政府首次嘗試大部制改革,因此引人關注。
地方政府對此項改革有著現實的需求。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地方政府已經開始進行這方面的改革探索。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海南、深圳、上海浦東、成都、隨州等地的改革都有些“大部制”的影子。如海南省交通廳負責地方航空、鐵路的規劃、城市交通行業等的協調管理;海南省國土環境資源廳主管全省環境保護和土地資源、礦產資源的規劃、管理、保護與合理利用;深圳海陸空交通全交給一個交通局;文化、廣播、電視、新聞、出版則交給文化局;農業方面只有一個農林局。其他幾個地區也大體如此。而重慶這次率先進行大部制改革,也說明地方政府對這項制度的認同。
“大部制”本來就是對社會公共服務需求急劇增長的一種政府回應。如一些西方國家在自由市場經濟時期政府部門相當精簡,但自從20世紀40年代開啟了福利國家進程后,對政府的公共服務需求猛增,政府機構也因此臃腫起來。
當然,“大部制”顯然不能停留于解決行政體制改革的表面架構問題,還應進一步觸及深層問題。原因很簡單:要滿足社會對公共服務急劇增長的需求,最核心的問題不是政府機構合并,而是政府職能轉變。
目前這種“政府主導型”的經濟發展模式,把過多的市場和社會職能賦予了政府,使得政府疲于奔命。地方實施“大部制”可以減少一些扯皮和效率不高的問題,但只要地方政府需要承擔的不必要的經濟等職能還是那么多,人員和機構的精簡就無從談起,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也將被沖淡。
目前地方“大部制”改革在機構合并之后,其職能轉變方面的改革應趕快提上議事日程。如果“大部制”改革不以政府職能轉變為前提,那么很容易陷入“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
同時,還要警惕“地方利益化”“部門利益化”腐蝕“大部制”可能的貢獻。在原有的政府體系中,職能部門多、部門職能多,手握資金、審批等權力,合并難度很大。這種利益要求可能在“大部制”實行的過程中使其變形。而大部制把過去分散的部門利益,積聚為集中的部門利益,這種權力的高度集中也會給監督帶來壓力。為避免這些問題,就必須要對新部門及領導干部進行嚴格的績效評估;并分割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避免“部門利益化”、制約高度集中的權力。只有這樣才能使大部制改革不扭曲和變形。
在當前改革尚需破局的情況下,“大部制”改革、特別是地方政府的“大部制”改革有著非比尋常的意義,是一次試圖突破政府地方利益化、部門利益化的勇敢嘗試。即有可能通過原有機構的打亂整合,打破已經形成的利益鏈條,將被部門利益化捆住手腳的部門解放出來,使其重新成為改革的外部推動者,而非內在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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