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連"7•19事件"報告：一意孤行動用警力釀成沖突

　　云南省委高層告誡：屁股不能坐在既得利益者一邊

　　云南五百余一把手重溫甲申三百年祭反省孟連事件

　　中共云南省委一位負責人在一次會議上設問：“為什么人民群眾一鬧事，人民政府就派人民警察去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人民警察被人民群眾圍住，人民政府就設法把人民警察從人民群眾中解救出來。”

　　云南省委黨校緊鄰滇池，這里連續4天舉辦“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做好新形勢下群眾工作專題研討班”。“孟連事件”的余波激蕩著該省眾多官員，在中秋前夕，他們被省委緊急召集起來，反思孟連大規模群體性事件的因果，溫習黨的領導人關于密切聯系群眾的教誨，領悟“政權在手，未必人心在握”的警句。

　　“這些案例讓我心驚肉跳”

　　研討班注明“閱后收回”的一份保密材料是《處置突發公共事件典型案例匯編》(以下簡稱“案例匯編”)，其中的10余起群體性事件都是近年來全國各地發生的，除媒體已公開披露過的重慶“彭水詩案”、陜西“校長追縣長簽字案”外，還包括多起惡性官民、警民沖突事件，有的處置不當導致事態擴大、局面失控。在由各省政法機關提供的這份案例匯編中，都附有事件教訓的總結，大多提到“違法行政，執政為民思想缺失，基層組織渙散難以化解不穩定因素”或“有利益喪失感的群體與當地政府和社會的對立”是導致沖突的重要原因。

　　在分組討論時，這本《案例匯編》的傳閱率極高。楚雄市新任市長袁鵬說，這些案例讓我心驚肉跳，深感震動。我一直在思考，“孟連事件”怎么會處理成這樣？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確實錯綜復雜，但根本的一條是黨政領導要密切聯系群眾。我下鄉的體會是，接近群眾才能相互了解，第一次去人家覺得你生疏，第二次第三次對你就親切多了，其實，“群眾中最安全。”

　　雙柏縣委書記李家龍說，在“書記縣長大接訪”中，我發現很多久拖不決的問題完全是可以一開始就解決的，拖出后患是干部缺乏人本觀念和責任心。有一位老上訪者找到我，說已經找過縣里各部門10多次了,反映的問題就是沒結果，我細聽后幫他分析說，你的要求與現行政策不符。他表示理解，但很生氣，說要是早這么告訴我，我何苦跑那么多次！那些干部總是對我說“你的事我們研究一下”、“我們還沒來得及研究……”

　　李家龍希望縣里干部做群眾工作時保持這樣的意識：人本關懷、責任感、法治理念和民主、開放、透明的行政程序。他特別說明，如果程序不透明，公眾就會因為信息不對稱而產生誤解，“我們有時候總一廂情愿地認為，捂住是替群眾著想，其實信息的開放透明可以預防不安和不測。”他舉例說，縣里公開招聘鄉科級干部，傳聞紛紛，民間輿論認為是走過場，縣里馬上召開新聞發布會，謠言即止于公開。

　　“三百年前哪有規劃局”

　　楚雄彝族自治州州委副書記楊寧說，我們是幸運的，沒有碰到“7·19”，還有機會來研討這一事件。這位從政多年的女干部說，“當官就是擔責，群眾放在心里，做事才有桿秤。”

　　楊寧曾任昆明市委常委兼盤龍區委書記，城市發展帶來的利益糾紛導致群體性事件頻發，她多次經歷和參與處理，也曾接到恐嚇電話，但矛盾最終都能化解，她認為化解的招數就是充分關注群眾合理的利益訴求。昆明市東二環道路改造時，線路附近的一個村子中有一座寺廟，始建于300年前，后經群眾集資多次修繕，小有規模。聽說修路要拆除他們的寺廟，群眾放言：“誰敢來拆，我們就跟他拼命！”下屬向揚寧匯報說，這是非法建筑，沒有經過規劃批準。楊寧說：“三百年前哪有規劃局？誰來批準？我們應該尊重歷史。”她到現場對群眾說，你們放心，你們不同意，我們不會拆的。她指示下屬為該寺廟補辦手續，使其合法化。此舉深得人心，拆遷工作格外順利。

　　“大部分群眾不同意的事，哪怕是好事也先擺擺”

　　“現在群體性事件越來越多，參與的群眾也越來越多。特別是涉及資源開發中的利益關系調整，由于沒有一部明確的法規，更是惱火。”彭耀文回憶起2006年的“3·21事件”，至今心有余悸。

　　彭耀文當時任迪慶藏族自治州副州長，深夜接到緊急通知，飛速前往虎跳峽處理當地罕見的沖突事件——香格里拉縣金江鎮群眾把7名水電設計工程人員扣為人質，情況緊急。

　　事件的起因是，虎跳峽要建壩修水電站，但事先沒有向當地百姓說明，引起眾怒，不滿情緒迅速蔓延，3000余人聚集。彭耀文趕到時，看見7個人質臉色慘白，縮做一團，有一位副縣長還掉到了江里，“如果處置不當，后果決不亞于甕安和孟連。”彭耀文對激憤的群眾說，他愿意留作人質，換出其他人質——特別是生病的工程技術人員，他的懇切得到了群眾的諒解，他們同意把生病的人質送往醫院，其余的到當地派出所睡覺。彭耀文作為人質，每天只能解兩次小便，他后來深有體會地說，在這關鍵時刻，基層干部一要身體好，二要心理素質好，“死了也不怕，國家會給我好名聲的。”

　　“事情圓滿解決的關鍵是省、州的判斷和決策，原則就是要關注和理解群眾的訴求。”這位藏族干部說。當時，李漢柏(時任副省長)從昆明出發時電話通知當時官員：嚴禁動用警察！在了解現場情況后，省、州領導傳達了省委書記白恩培的指示：如果多數百姓反對建電站，我們不會建。

　　現任迪慶州委常委、香格里拉縣委書記的彭耀文說，“群眾利益無小事。大部分人不同意的事，哪怕是好事也先擺擺，然后再作群眾工作。這件事險些釀成大禍，原因是事先沒有和老百姓溝通、說明。”

　　“有限權力承擔無限責任”

　　云南省委副書記李紀恒對市、縣委書記們感慨：“郡縣治，天下安。縣委書記、縣長的崗位重要，使命崇高。”

　　在討論頻頻發生的官民沖突對抗事件時，縣委書記、縣長們在感到責任重大的同時，也表露了他們承受著的巨大心理壓力。一位縣委書記抱怨，上級部門只管與我們簽訂責任狀，一年簽出二十七八個，出成績他們有份，出了事都要我們兜著，說白了就是把責任都推給基層。

　　一位縣長深有同感，他引述民間諺語說，在老百姓眼里，“省里是親人，市里是好人，縣里是壞人，鄉里是惡人，村里是仇人”。基層有多少權力？好資源好部門都是上邊管著，我們缺少治縣的資源。縣級黨政以有限的權力承擔著無限責任，“我們不敢奢望表揚，就怕動輒問責。”

　　持同樣觀點的縣級官員不在少數。他們認為，縣級黨政部門是社會矛盾的交織點，好資源、好干部應該向縣里傾斜，權力與義務要對等。 (記者 殷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