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理“華南虎”一案的安康市旬陽縣人民法院近日向媒體表示，該院尚未接到開庭的確切時間，但已確定采用公開審理的形式。因“庭內坐席座位數有限”，旁聽需向市委或縣委宣傳部門提出申請。(《新聞晨報》9月23日)

　　“華南虎事件”折騰這么久，很罕見地沒有出現公眾的“關注疲勞”，實在應該感謝有關部門制造新聞的能力：從當初死撐到底，直到今天好不容易盼到的司法介入，總是不乏給公眾提神兒的猛料。除了辯護權利這樣的起碼正義成為公眾討論的焦點，居然連“是不是公開審理”、“到底什么時候開庭”這樣的程序問題，都成了輿論熱點。

　　依據法律的有關規定，公開審判似乎不應該成為什么問題。刑事訴訟法中關于“一律不公開審理”的三種情形，無論是國家秘密、個人隱私，還是保護未成年人的條款，恐怕都不能成為阻擋公眾關注“華南虎”一案的理由。但非常遺憾的是，審理本案的法院又一次祭出“庭內座位有限”的大旗，讓公開審判變味。

　　“庭內座位有限”，已經不止一次地在公眾關注度很高的案件中聽到這樣的理由了。經歷了這么多年硬件設施建設的法院系統，為什么到現在還是一番“寒舍簡陋”的酸樣，而且幾乎是一遇到重大案件就窮酸？旬陽法院是不是真簡陋，筆者沒有親見不敢妄言，但起碼從網上可以搜索到的旬陽法院建筑外觀圖中，看不出“座位有限”的征兆。依據常例，緊跟“座位有限”之后的，很可能是很多莫名其妙的人“先到先得”了那幾張僅有的旁聽證，加上早已安排妥當的訴辯配合，一場“秩序井然”的“公開審判”就大功告成了。

　　此時，請不要不合時宜地拿出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出臺的《關于加強人民法院審判公開工作的若干意見》。是的，依法公開審理的案件，只要是中國公民就都可以持有效證件旁聽，人民法院應當妥善安排好旁聽工作。但沒有誰會苛責“場地限制”，所以“座位有限”便成為所有被迫公開審判的重大案件的逃避理由。

　　只是本次的“華南虎”公審，“小地方，沒見過大世面”的旬陽法院，確實比較缺乏應對公共案件的起碼技巧，居然將安排旁聽的職權徑自委托給了宣傳部門。恕筆者孤陋寡聞，原來最高院“對群眾廣泛關注、有較大社會影響或者有利于社會主義法治宣傳教育的案件，可以有計劃地通過相關組織安排群眾旁聽”中的“有關組織”，還包括宣傳部門啊？宣傳部門去決定和控制審判旁聽人選，法院的審判到底是司法活動還是宣傳工作？小細節或許可以看出大問題：陜西方面對于周正龍一案的審判，恐怕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把它當作一個法律問題來認真對待，從一開始就是一場宣傳活動？而這一切，也似乎暗合了此前對于周正龍辯護權的爭奪——確實不能讓外人來摻和這場完美的表演，哪一個環節都不能出問題。

　　從什么時候開始，對同一個問題，對幾乎相同文本措辭的規定，都會處理出不同的效果。用劉洪波先生的話講，就是“我們自有我們的方式”。但恰恰是這種“我們的方式”，構成了對程序正義的實質傷害。公審“華南虎”，到底能給中國的法治建設留下點什么？(蕭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