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再不實行改革”，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yè)就會被葬送”

　　1985年11月11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時曾說：“中華民族不是低能的民族，這一點是肯定的。但最終證明中國人行不行，還要看這十億人口怎么做。”建國以后幾十年間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間，中國人做得怎么樣呢？作為執(zhí)政黨，中國共產(chǎn)黨做得怎么樣呢？中國的社會主義表現(xiàn)得如何呢？應該說，進行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績，但從最終結果看，距離應該和可以達到的目標，還差很遠的路程。但新的契機終于到來了。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10月，“四人幫”被粉碎，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結束了，中國獲得了重新出發(fā)的重大轉機。面對這樣的轉機，中國再也不能失卻也不容失卻了。

　　沖破“兩個凡是”的精神枷鎖

　　在重大歷史轉機面前，作為毛澤東臨終前指定的接班人、并在粉碎“四人幫”問題上發(fā)揮決定性作用的華國鋒，雖然對“文革”給中國造成的巨大災難有所認識，也曾試圖結束“文革”造成的混亂，但由于他沒有能夠從根本上認清“文化大革命”的危害，相反卻提出并堅持“兩個凡是”的方針，并在這個方針下繼續(xù)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左”傾理論，繼續(xù)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因而沒能承擔并完成引領全黨走出“文革”困局、實現(xiàn)歷史轉折的重任，這就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兩年間，雖然各項工作有所前進，黨的指導思想?yún)s仍然沒有實現(xiàn)根本轉變，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處于徘徊中前進的不正常狀態(tài)。

　　這樣，打破“兩個凡是”的禁錮，來一場思想上的革命，就成為中國告別過去，開創(chuàng)未來，開辟新時期新道路新天地，解決當時中國一切問題的前提和關鍵，是關鍵中的關鍵。真理標準大討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展起來的。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fā)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確立了“實踐”至上的權威，不點名地批判了“兩個凡是”。這篇文章發(fā)表后，立即引起激烈交鋒，并引發(fā)了一場全國規(guī)模、影響深遠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關鍵時刻，鄧小平對這場討論給予了有力支持，批評“兩個凡是”的主張，公開支持《實》文的觀點，號召“一定要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葉劍英、李先念、陳云等人也表態(tài)支持這場討論。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在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qū)(不含臺灣)中，有27個省市的黨政領導先后表態(tài)支持真理標準討論，不贊成“兩個凡是”，從而造成了真理標準討論的不敗之勢。真理標準大討論的貢獻和意義是什么呢？它的最主要的意義，就是重新恢復了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沖破了個人迷信、“兩個凡是”的精神枷鎖，把人們從毛澤東晚年錯誤、從“文化大革命”的極左錯誤中解放出來，從而為改革開放、撥亂反正等一系列新政策、新主張、新思想、新辦法的提出，打開了通道，提供了思想空間和條件。

　　改革開放的初步“醞釀”

　　伴隨著真理標準討論的不斷深入，伴隨著思想“堅冰”的打破，改革開放也開始醞釀了，并逐漸成為共識。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國務院召開務虛會。會議的中心內(nèi)容，是總結建國以來的歷史經(jīng)驗，研究如何加速我國現(xiàn)代化建設的步伐。會議開了兩個月零3天，提出的新辦法、新路子，集中起來，就是一條：改革開放。會議期間，袁寶華、張勁夫、胡喬木等36位同志發(fā)言；李一氓、谷牧分別介紹了考察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西歐五國的情況；姚依林在發(fā)言中引用列寧的話，提出“在狼群中要學會狼叫”，都給與會者很大啟發(fā)。會議結束時，李先念作總結講話，提出“要勇敢地改革一切不適應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生產(chǎn)關系、不適應經(jīng)濟基礎要求的上層建筑”；同時提出：“為了大大加快我們掌握世界先進技術的速度,必須積極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設備。這比關起門來,樣樣自己從頭摸索的爬行主義,要快不知多少倍。” (引自《中共黨史研究》2005年第1期)這次務虛會，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前，中央決策層唯一一次用如此長的時間集中地、大規(guī)模地深入研究改革開放的會議，對改革開放決策的形成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在這期間，鄧小平也在不同場合多次講到改革開放問題。1978年6月、10月，在會見羅馬尼亞和西德客人時，鄧小平指出：“我們派了許多代表團到歐洲和日本去考察，發(fā)現(xiàn)我們可以利用的東西很多，許多國家都愿意向我們提供資金和技術，條件也不苛刻，從政治、經(jīng)濟角度對我們都有利，為什么不干呢？”“中國在歷史上對世界有過貢獻，但是長期停滯，發(fā)展很慢。現(xiàn)在是我們向世界各國學習的時候了。”在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式上的致詞中，鄧小平提出：為了提高經(jīng)濟發(fā)展速度，“各個經(jīng)濟戰(zhàn)線不僅需要進行技術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進行制度上、組織上的重大改革。”這時候，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jīng)濟建設上來的思想，也由鄧小平首先提出來了。

　　十一屆三中全會“一錘定音”

　　真理標準討論熱烈開展半年多了，改革開放開始醞釀了，工作重點轉移也提出來了，這些都預示著中國將發(fā)生重大變化。但是，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只是醞釀，到底改不改、開不開；工作重點轉移雖已提出，到底轉不轉移，何時轉移；真理標準討論究竟誰是誰非，等等，對這些重大問題，從黨中央來說，都還沒有做出正式結論和決定，都屬“懸而未決”。還有一些具體問題，如農(nóng)業(yè)問題、國民經(jīng)濟計劃安排問題等，也需要研究。這樣，召開一次中央全會，也就是后來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來研究和回答這些問題，并做出正式結論和決定的必要性、緊迫性就提出來了。這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一個眼前的、現(xiàn)實的背景。

　　按照我們黨的慣例，在召開中央全會之前，往往要先召開一次中央工作會議，就一些重大事項進行討論，統(tǒng)一認識，為全會召開做準備。這樣，從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就先行召開了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會議開得一波三折，取得的成果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一致贊成從1979年起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jīng)濟建設上來；二是為天安門事件等7個重大歷史遺留案件平反；三是肯定真理標準討論的意義，批評了“兩個凡是”；四是進行中央人事問題醞釀等。鄧小平在會議閉幕時發(fā)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鄭重提出：“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xiàn)代化事業(yè)和社會主義事業(yè)就會被葬送”。鄧小平的講話實際上也成為隨后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報告。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后第三天召開的。由于前期作了充分準備，這次全會只開了5天就結束了。全會徹底否定“兩個凡是”的方針，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實現(xiàn)了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做出工作重點轉移的決策，實現(xiàn)了政治路線的撥亂反正；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取得了組織路線撥亂反正的重要成果。有了這三個“撥亂反正”做基礎和保障，再有了前面的一系列醞釀和準備，全會正式做出“改革開放”的重大歷史決策就水到渠成了。全會發(fā)表的公報提出：要“根據(jù)新的歷史條件和實踐經(jīng)驗，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經(jīng)濟措施，對經(jīng)濟管理體制和經(jīng)營管理方法著手認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fā)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jīng)濟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匯編》上，第4頁)。公報中雖然沒有出現(xiàn)“改革開放”四個字，但這一段話，概括起來就是“改革開放”。

　　綜上所述，20世紀70年代末我們黨做出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絕非歷史的“偶然”，更不是某個人的“臆想”，而是中國發(fā)展的要求和時代發(fā)展的大勢使然，是“內(nèi)憂外壓”的形勢所逼迫出來的。當然，這個選擇本身也經(jīng)過了較量和斗爭。在做出這個選擇的過程中，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大智大勇、頑強生機再次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xiàn)。正是因為做出了這樣的選擇，中國社會才在此后的30年間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歷史性巨變，試想：如果當初不作這樣的選擇，或者做出別樣的選擇，繼續(xù)閉關鎖國，繼續(xù)固步自封，繼續(xù)陷在僵化封閉的“左”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與世界發(fā)展的潮流相脫節(jié)，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相背離，——現(xiàn)在的中國，會是怎樣一個中國呢？現(xiàn)在中國社會的面貌，會是怎樣一副面貌呢？現(xiàn)在中國十幾億的老百姓，會過著怎樣的生活呢？中國共產(chǎn)黨的命運、中國社會主義的命運、中華民族的命運又將會如何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文中引文凡未注明出處者，皆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卷)(作者: 曹 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