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清楚地記得,1978年3月18日,全國科學大會在京召開。自那時起,許多知識分子的命運開始改變。而我,就是其中的一員。
全國首次選拔100人出國留學,當時我已經38歲了,從頭開始攻第二外語,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國家給我們這么好的機會,怎能退縮?通過了德語這一關后,我順利前往德國亞琛工業大學。現在回想起來,深切感到,1978年,真正帶給國家一個“科學的春天”,給廣大知識分子開辟了廣闊前景。
求學海外期間,“振興中華,責無旁貸”這八個字一直激勵著我。在德國,我是第一位獲得博歇爾獎章的中國人,我覺得,榮譽不僅僅屬于個人,也屬于祖國和這個時代。
1981年,作為中國第一位電子學女博士,我回到國內。幾年后,我在東南大學創建了生物醫學工程專業,并擔任了第一任系主任。在我47歲時,開始擔任東南大學校長,我深感重任在肩。在東南大學的10年里,我深切感到黨和國家對科教事業越來越重視,投入越來越多。在科研上,國家建立了自然科學基金,創立了基金申請制度。這樣我才能在建立新學科時申請到了自然科學研究重點基金,用于生物分子電子學的基礎研究。
任國家教委副主任期間,我分管高校科技、外事留學等工作。當時國家教委建立了國家留學基金會,實施“春暉計劃”,支持留學、鼓勵回國。我發現,國力增強了,科教事業發展了,留學人員回國的越來越多。
2001年,教育部和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共同倡導、發起和推動的“做中學”科學教育改革實驗,是促進我國幼兒園、小學科學教育發展,實現素質教育目標的一項重大教育改革計劃。我參與倡導并具體實踐這一項目,不僅獲得國際兒童科學教育獎,還承擔教育部小學科學教育國家標準的修改任務,推動國家早期兒童發展政策的研究。
回首30年,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個人的命運也發生了根本轉變。可以說,沒有改革開放的春風,就沒有我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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