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人事局近日關于公務員下海獎勵的一紙公告引起人們的關注，剛剛公布不久的昆明公務員下海獎20萬元的政策因“上級部門沒有通過而暫停執(zhí)行”。

　　一時間，社會議論紛紛。這是一項本身就錯誤的公共決策還是一場改革？對于政府部門來說，當變革遭遇民心，究竟何去何從？

　　20萬元下海獎緊急叫停

　　對于昆明市3.4萬余名公務員來說，9月底昆明市人事局的一項改革措施讓他們中的不少人感到了“震撼”：公務員下海最高可以享受20萬元的獎勵！但就在部分公務員開始思考醞釀著是否需要抓住機會進行人生的一次變動時，這個政策又轉身回到了起點，20萬元的下海獎勵被緊急叫停。

　　10月11日，昆明市人事局在其網站醒目位置登出聲明：“《昆明市人事局關于支持服務非公有制經濟發(fā)展的實施細則(試行)》未經市委、市政府研究批準。關于辭職金、獎勵金條款暫不執(zhí)行。”

　　在這個讓人們談論得沸沸揚揚的《實施細則》中，最令人關注的就是對于辭職后進行創(chuàng)業(yè)的獎勵措施，其中明確規(guī)定了對辭職創(chuàng)業(yè)的國家機關公務員和事業(yè)單位工作人員，除一次性發(fā)給相當于本人5年基本工資的辭職金外，工齡20年以上的，發(fā)給一次性獎勵金20萬元；工齡10～20年的，發(fā)給一次性獎勵金15萬元；工齡6～10年的，發(fā)給一次性獎勵金10萬元。

　　此外，《實施細則》還包括，昆明市將每年組織公務員到非公企業(yè)服務、事業(yè)單位人員帶薪創(chuàng)業(yè)、公務員提前退休創(chuàng)業(yè)可納入退休人員管理等一系列鼓勵機關工作人員投身民營經濟的措施。

　　其實，從《實施細則》問世的第一天起，就如丟下了一顆重磅炸彈，最初它只在公務員隊伍中引起了巨大反響，而隨著公眾對這些措施予以關注，質疑的聲音逐漸高漲，網絡中更是反對聲一片。隨之，這項政策的緊急轉身也突兀而來。

　　對社會輿論的一個積極回應

　　從9月26日政策公布到10月11日緊急叫停，僅僅16天時間。獎勵公務員下海政策被叫停后，昆明市人事局成為媒體焦點，其外宣工作人員和分管負責人的電話一直無法打通。經過不斷努力，記者終于聯系上了昆明市人事局局長范光華。

　　范光華告訴記者，緊急叫停《實施細則》中關于辭職金、獎勵金條款，除了在程序上沒有被上級部門批準外，也是充分吸納民眾意見，完善科學決策的結果。“應該說這是對社會輿論的一個積極回應。”

　　據昆明市人事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介紹，自《實施細則》對社會公布后，網絡上熱議不斷，質疑的聲音遠遠大于認同的聲音，特別是在“用納稅人的錢為公務員買單”和“客觀造成對其他創(chuàng)業(yè)者不公平”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尖銳的批評，“我們本來以為這只是人事制度改革中一件相對平常的事，沒想到引起了軒然大波。”昆明市人事局感到了重重壓力。

　　范光華說，當初制定這個政策最直接的目的是想通過經濟手段來促進非公經濟的發(fā)展，轉變固有的經濟發(fā)展觀念，同時以此達到精簡政府機構、提高政府效率的目的。

　　而一些低收入的老百姓對此有著不同的想法。昆明市永昌社區(qū)的王惠澤大媽認為，精簡機構是好事，但是如果簡單地發(fā)錢讓公務員辭職來辦非公企業(yè)的話，對低收入人群來說不公平，因為和公務員相比，低收入人群更需要這些資金來生活和工作。

　　面對公眾的質疑和意見，昆明市人事局決策層不得不重新審視這個政策。“《實施細則》符合發(fā)展經濟、精簡機構的原則，但是我們確實沒有充分考慮到社會各個階層對此的認知程度和理解程度，以及社會其他人員特別是低收入人員的心理感受，決策之前也沒有廣泛地向社會聽取意見，一旦堅決執(zhí)行，容易產生不利于和諧的因素。”范光華說。

　　當變革遇到民意

　　近年來，中央一直致力于解決政府機構人員膨脹，行政效能不高的問題，精簡機構，建立進出雙向通道已成為大勢所趨，各地也在探索如何讓公務員退出的渠道，由于牽涉眾多的既得利益群體，公務員“出”口仍然難覓。

　　云南大學公共管理系主任方盛舉教授認為，昆明市之前提出的對公務員創(chuàng)業(yè)的獎勵就是對公務員“出”口的一種嘗試，實際上是對公務員自愿退出的一種收益補償，從經濟學角度來說，即使最高的20萬元和公務員所享受的工資、退休金、勞保等收益比起來也相差甚遠，而這筆錢同樣是由公共財政進行支付。

　　就兩者收益的差別，記者請人事專家簡單算了一筆經濟賬，在昆明一個普通的公務員工資每年在3萬元左右，假設他從畢業(yè)后就在政府部門，工齡滿20年后他應該還有15年左右的時間才到60歲退休，即使不算福利、保險以及以后的退休金等費用，政府也將支付其45萬元左右的工資。

　　盡管這些措施看上去不錯，但云南省社科院副院長楊福泉還是把這個夭折了的公務員下海獎勵政策形容成一個典型的“單體改革”，即對體系內部能產生良好的作用，但卻忽略了它產生的巨大社會影響。楊福泉認為，決策人和旁觀者看問題的角度不同，掌握的信息不一，政府和公眾對改革的理解程度、期望值也容易有所偏差，政府需要更多地從整體利益的角度出發(fā)，以更加民生的視角來看待改革中方方面面的問題。

　　方盛舉教授表示，表面上看，昆明公務員20萬元下海獎勵被叫停，是一場民意對政府公共政策的勝利，但它的背后，卻是政府公共決策和公眾民意間的錯位。隨著民主意識的提高和社會轉型期帶來各種錯綜復雜的局面，這樣的錯位和矛盾也將日益增多，雙方迫切需要更加有效的溝通橋梁來相互理解和支持。

　　“改革總是要付出成本才能不斷前進的，盡管會有所錯位，政府的改革和公眾的民意總體上都是一個方向，把問題放到這個大前提下，我們改革付出的成本就會越來越少。”方盛舉說。(“新華視點”記者　王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