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太元：不必為戶籍改革設定“時間表”

　　記者：傳統戶籍制度，無論在就學、就業和社會保障方面，都讓“城里人”與“農民”之間形成了一道鴻溝，嚴重阻礙了城鄉一體化的進程。您一直主張戶籍制度改革，而且主張這種改革已經有了“路線圖”，但為什么仍要強調沒有準確時間呢？

　　王太元：我的這些提法，有一個前提，就是我們要改革的，究竟是登記管理人口基本信息的狹義戶籍制度，還是廣義戶籍制度———戶口本背后的諸多社會資源配置不公平的總和。

　　例如，要想消除戶口本背后的各種不公平，就必須“分進合擊”地改革各種用戶籍區分城鄉、常住暫住，并給予不同待遇的各項計劃經濟型社會管理制度。

　　不改革作為不公平源頭的這些制度，而想通過制定戶籍法、“取消”甚至“廢止”狹義戶籍制度，甚至想通過模糊城鄉戶口本的區別，來實現城鄉人口的無差別待遇，不僅會進展緩慢，根本是南轅北轍。

　　我國目前很多地方的戶籍改革，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上述問題。簡單地將農村人和城市人合并為“居民”，這些做法不僅不利于保護農民利益，還可能會引發很多農村矛盾。比如，很可能會造成“無土地、無房屋、無職業”的“三無人員”出現，這是一個社會穩定的大問題。

　　因此，我們不可能甚至也不應當就預先主觀設定什么戶籍改革的“日程表”。當然我們都希望改革快一點，但欲速則不達，因為戶籍改革沒有辦法超越整個社會改革，去自己沖線。

　　記者：十七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中國進入了“著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重要時期”，這樣的歷史時期，將對中國戶籍制度改革提出什么樣的要求？

　　王太元：這段時間訪問我的記者，估計都要提這樣的問題。不過，我的回答很可能要讓大家失望了。

　　不錯，“城鄉一體化”肯定是針對“城鄉二元化”提出的，經濟社會發展的城鄉二元化也確實是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巨大甚至是根本性的障礙，傳統的戶口遷移制度也確實是相當典型、集中的“城鄉二元化結構”的代表。

　　但是，我們所看到的不一定就是決定事物運動軌跡的內在規律：用主要體現為行政審批的戶口遷移制度限制人口進入城市，是20世紀50年代中國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以超速提升國力的需要，是因為城鎮體系集中資源與財富于再生產而無法保障更多人口進入城鎮正常生產生活，是吃飯難、住房難、就業難、讀書難等社會難題迫使市鎮當局授權公安機關實行嚴格的戶口遷移管控，而不是因為有了戶口遷移制度而需要嚴格地管控城鎮人口增長。

　　記者：經濟社會發展的城鄉二元化決定了戶籍制度上的城鄉二元化？

　　王太元：對。十來年里，一些人甚至說戶籍制度是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而我卻不斷給大家解釋說，與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諸多實體制度相比，戶籍制度其實只是城市計劃經濟的“門衛”，物價、住房、教育、衛生、就業、社會保障等等制度才是有權決定誰進城誰不能進的關鍵；相反，我們要改變這樣的經濟社會發展格局，也應當是首先改變這些實實在在、硬硬朗朗的經濟、社會制度，而不能被前一時期的認識誤區所誤導，置掩蔽在戶口本之后的諸多二元化的經濟社會實體制度的改革于不顧，而希望通過戶籍制度的城鄉一元化改革來一蹴而就。

　　記者：你如何看待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格局”的戰略任務？

　　王太元：我個人理解，十七屆三中全會的公報之所以沒有提“農村戶籍制度改革”或者“城鄉戶籍制度改革”，是有其自身的嚴密邏輯性的：全會提出了“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五大原則，在“鞏固和加強農業基礎地位”、“切實保障農民權益”、“不斷解放和發展農村社會生產力”之后，才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和“堅持黨管農村工作”。

　　“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既是為“推進農村改革發展”配套的，也是“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必然結果。如果把如此宏大的改革戰略歸結為或者主要寄托在一個不直接調控城鄉社會生產生活的“城鄉戶口一體化”上面，豈不是太看低了十七屆三中全會的歷史意義？通過一個“城鄉戶口一體化”或者“戶籍制度改革”的別的什么設想、模式，就可以“推動農村改革發展”？世界上哪有這么簡單的事情。

　　記者：最近五六年來，不斷有地方宣布戶籍制度“破冰”、“啟航”“轉軌”甚至“根本突破”，但各地群眾的評價遠遠沒有那么高，甚至有人認為是“口惠而實不至”……

　　王太元：本來嘛，戶口本其實就是一個不具有任何經濟價值的證書，不管你改成什么樣，她也不能可能給你任何一個領域的“實惠”�。�

　　不僅如此，教育制度變革，社會保障制度變革的任務，也遠遠比改變戶口本這樣的事情來得急切。因此，我最感動的是全會公報所說的“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明顯推進”這一句，如果城鄉的各項社會管理制度也都照此辦理，我們的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格局就指日可待了，我們戶籍制度變革最終要實現的“國家依法規范，地區市場調節，個人自主負責”的“遷徙自由”格局，也就為期不遠了。(記者 張有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