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年輕的傳媒人讀到羅納德·斯蒂爾那本厚厚的《李普曼傳》時，就是他化身為普羅米修斯的時刻。但是，他肯定沒有意識到，他獲得了普羅米修斯為人類謀取幸福火種的理想，卻沒有準備好像普羅米修斯那樣忍受宙斯的懲罰和神鷹的啄食。

　　在這里，或拋棄理想的火種，或繼續忍受折磨和痛苦，成為傳媒人不可回避的人生命題。

　　眼下，在同一事件中，我們看到了兩種新聞人的選擇。據10月27日《中國青年報》報道，西部時報駐山西記者戴驍軍接到山西干河煤礦礦工舉報，41歲的礦工吉新紅在礦內被悶死。事故發生后，煤礦未向上級報告，反而為聞風而來的各地的所謂“記者”發放“封口費”。9月25日晚，戴驍軍拍攝留下了中國新聞界恥辱的一幕：一場礦難發生之后，真假記者爭先恐后地趕到出事煤礦去領取煤礦發放的“封口費”。

　　爭先恐后到出事煤礦領取“封口費”的有真記者，也有假記者，真不知道是假記者借了真記者的威風，還是真記者借了假記者的無恥。唯一肯定的是，這么多“記者”爭先恐后領“封口費”，從一定程度上講，正是當地輿情的折射，正是領“封口費”傳統的延續和異化。不必諱言，當下，某些地方確實有“記者”敲詐、勒索，牟取私利的現象。比如，10月24日新華社報道，河北蔚縣李家洼煤礦井下炸藥爆炸事故發生后，在礦主的買通下，當地官員與記者收取了好處費、掩口費，使這起特別重大傷亡事故瞞報達兩個月之久。

　　然而，這并不足以讓我們感到悲觀。新聞不同于其他行業的特點之一，就是一個人講的真話，可以擊破成千上萬個人的謊言。甚至可以說，一場礦難發生后，幾十名記者趕到出事煤礦領取煤礦發放的“封口費”，并不是中國新聞界恥辱的一幕。應該看到，在這些人群中，還有戴驍軍赫然站在他們外邊，以一個記者的良知，傳遞事實真相。無數事實證明，真相總在真相背后，最終的勝利還是屬于有良知的媒體人。是媒體，讓“記者”領取“封口費”這一事實大白于天下，讓河北蔚縣李家洼煤礦井下炸藥爆炸事故大白于天下，讓山西婁煩縣山體滑坡事故大白于天下，讓無數個的礦工兄弟的亡靈沒有無聲無息地離開這個世界。

　　也就是說，掩蓋真相者欲蓋彌彰的現實境遇，就是新聞輿論監督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結果。記者或真或假，記者或沉默或瞞報，但是，只要有一個記者的良知在，一絲一毫的真相，會通過他們的良知被放大，大到任何權勢都無法掩蓋。金錢買來的沉默和墨寫的謊言一樣，難以剿滅血寫的歷史和真相。

　　更何況，某些記者做“沉默的大多數”，也不是沒有客觀的隱情。就礦難來講，長期以來，已經形成了瞞報或者不如實匯報的傳統。這是因為，死幾個人和損失多少錢，不僅與企業的命脈相連，而且與官員的仕途相連。在權力和金錢夾縫中生存的媒體人，角色其實相當尷尬。無形的新聞紀律要求媒體人不能“添亂”，資本則脅迫媒體人不能“抹黑”。

　　當然，這樣說，并不是為某些喪失職業道德和良知的記者開脫。人世間的事情之所以復雜，就在于任何事情的來龍去脈，無不牽涉諸多利益糾葛。試想，如果現在的輿情能讓媒體在政府和企業之間保持獨立品格，那就沒有“封口費”之說了。說得更難聽一點兒，政府履行了本職之責，礦難還會發生嗎？礦難發生后，政府不配合企業買通記者，企業自己能“擺平”嗎？企業只給記者“封口費”，能封住真相嗎？

　　政治是平衡的藝術，新聞也是，只不過，新聞平衡的是人心，而平衡人心的第一要義，就是傳遞、交流真相。但是，誠如資深媒體人熊培云所言，“如果只有自上而下的旨意、說教，而沒有平等的對話，媒體就會失去其特有的交流功能”。更可拍的是，媒體失去了特有的交流功能，難免讓媒體人左右搖擺，其中一部分難免會喪失職業道德和良知。

　　一個赫刺克勒斯缺席的時代，難道說，只是普羅米修斯的悲哀？(作者：孫學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