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礦難“封口費”事件并沒有因為公布了被封口的六家新聞單位而罷休，10月29日晚，揭露“封口費”的記者戴驍軍接到了恐嚇電話，說“別把事情鬧得太大了，鬧得兄弟們都沒飯吃了，對誰都不好……”

　　在受到恐嚇之后，10月30日上午，戴在太原連續跑了好幾家保險公司，為母親、兒子、妻子和自己買了多份保險。戴稱，自己無所謂，擔心的是家人，兒子僅上中學，母親患癌癥在床。

　　這是一位上有老下有小、在家里是頂梁柱的中年男子的生存現狀。他本來可以過著正常的生活，默默無聞地流浪在新聞界，該收“封口費”時就收點，該寫點新聞時就寫點。但，他的新聞良知未泯，他的正義感和新聞道德感讓他不忍同流合污，他做不到視而不見、充耳不聞，他不能麻木不仁，他的神經和意識都非常清醒，他知道他的職業是做什么的，也知道不該做什么。因為有這份清醒，他舉起了他的相機，記錄下那丑惡的時刻。戴談不上是多大的英雄，舉起相機的那一剎他也不會想著為某種精神而獻身。但是，在那個時刻，他保持著記者面對社會黑暗和丑陋時的清醒，這份清醒是可貴的。他只要像個正常的記者一樣清醒，這就夠了。但他要把自己看到的公布于天下，要去檢舉的時候，是需要勇氣的。但唯有這份勇氣，使他顯得與眾不同，他才成為我寫這篇評論的理由了。

　　戴檢舉“封口費”，使他一夜成名。但成名并沒有給他帶來英雄般的贊美，反而在行業內顯得更加孤獨，他成為作家王小波雜文中那頭“特立獨行的豬”了。當有媒體問到戴供職的報社時，該報社的領導說，戴不屬于該報記者，僅是通訊員，戴與報社沒有勞動聘用關系。對于“網上傳播戴受到報社重獎”之詞，該領導說：“戴在網上披露‘封口費’一事屬于個人行為，他既沒有向報社匯報，報社也不知道此事。”(據近日《文匯報》報道)但記者在網上搜索戴及他供職的報社時，他的文章都署著戴的名字和供職報社的名稱。為什么那家報社不能站出來承認戴是自己報社的記者呢？即使戴真的“僅是通訊員”，那也應該站出來保護他、褒獎他，不要讓他成為我們這個社會的“特立獨行的豬”，而要使之成為一個社會常態：他遇見了社會丑陋現象，像一個頭腦清醒的記者那樣，他舉起了相機，那就行了。但令人遺憾的是，他還是成了孤獨的檢舉者。

　　在某些人和集團來看，檢舉者很容易變成背叛者、告密者。在是非不分、黑白不明、公眾利益與私利混淆、守法與犯罪界線模糊的時候，誰去檢舉，誰就成為某些人或集團的背叛者、告密者。在這些人或集團組織看來，誰損害了他們的利益，誰違背了他們的宗旨，誰揭穿了他們的潛規則，讓“兄弟們都沒飯吃了”，誰就成為背叛者和告密者。在這些人或小集團的眼里，戴之罪，不是罪在見解不同，是罪在道出了真相。

　　雖然，相關部門公布并查處了6家違紀單位，并稱將對管理不嚴甚至鼓勵記者搞“有償新聞”的單位發黃牌并停業整頓，對發放“封口費”的行為予以“強烈譴責”，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相關部門和山西地方政府出面表態，對檢舉者戴驍軍受到恐嚇表示慰問，并予以褒獎。

　　我們常用“英雄流血又流淚”來形容那些為維護公眾利益、為挽救他人生命而做出貢獻者所遭受到的不公待遇。做“英雄”難，難在社會道德的下滑，難在社會正義感的缺損，難在缺乏嚴密保護檢舉者的措施。

　　新華社援引《文匯報》一篇評論指出，“企圖以鈔票塞記者嘴巴以隱瞞事故真相的人令人憎惡”。但當某些記者的嘴巴也確實被鈔票塞住了的時候，該憎惡的不僅是塞鈔票的人，也包括這些記者。好在還有戴驍軍，在“封口費”事件中唯一的亮點是他，他的眼睛和嘴巴沒有被鈔票塞住，他捍衛了記者的天職，在那個時刻，他沒有使中國新聞界整體蒙羞。

　　戴做到了這點，但他卻是孤獨的檢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