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記者節又到了，很巧的是，臨近這個記者的節日時爆出了近年來有關記者的最大丑聞，相信許多年以后記者同行仍會為這一幕感到恥辱，這一幕將會永遠釘在中國新聞業的恥辱柱上：一群真真假假的記者竟然在一場礦難之后，像乞丐一樣排著隊向欲瞞報的礦方爭領封口費。阿多諾說過，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同樣，封口費事件曝光后，記者們像往常那樣對自己職業神圣性、崇高性、使命感、榮譽感的任何空洞標榜也是可恥的，記者節中任何鶯歌燕舞、自娛自樂和無節制的分利表彰也是無恥的。

　　封口費事件后，記者將何為，記者節將何為？無疑，這應該是一個以職業反思和清理門戶為主題的記者節。正如許多對封口費有著深切恥感的記者同行所言：不需要什么禮物，全面地曝光和處理封口費事件是記者節最好的禮物。

　　“家丑不可外揚”是我們的文化劣根，許多地方政府以“掩蓋本地負面新聞”為習慣，許多行業以遮掩行業丑陋的潛規則為習慣，我們這樣許多庸常的人都有著諱疾忌醫、報喜不報憂的心態——也許每個人、每個群體都可以這么做，但記者永遠不能，因為這是一個承擔著向公眾報道真相之責任的職業。這個群體的人以曝光丑惡、揭露腐敗、批判虛假、追蹤真相、報道事實為己任。曝光別人的丑惡，首先要毫不忌諱自己身上的丑惡；要使報道有公信力，首先要有一種道德自治能力以讓公眾相信報道者的干凈。報道者道德淪喪，誰還會相信報道的客觀和公正。所以，從事這個職業的人永遠不能僅把批判矛頭指向別人，永遠應該警惕自己身上的弊病。

　　而封口費事件恰恰曝出了記者行業自身的丑惡：不要以多數是假記者為借口，即使只有一個真記者也是記者的莫大恥辱；不要把假記者作為維護面子的托辭，當時知情的真記者都到哪里去了？更不要自欺欺人地將此次封口費僅當作一次偶然的個案，那黑色的悲劇中不知發生過多少起封口費事件了，日常新聞生態中那種類似礦難封口費的庸常之惡又有多少。

　　所以，這是一個特殊的記者節，在這個剛爆出封口費的記者節中，我們應該丟掉那些自命神圣、自夸“瞭望者”的虛榮，丟掉那些自視甚高、自我陶醉的榮譽感，告別一些庸俗的表彰、頒獎和評優，帶著恥辱感去追問和反思封口費：讓公眾看到除了首批曝光的那些媒體名單外，還有哪些更牛的媒體收了喪盡天良的封口費；還要向公眾證明自身的道德自治能力，記者行業是怎樣地清理門戶，嚴厲懲罰那些害群之馬。

　　為此，我們呼吁嚴厲的行業禁入制，將那些拿封口費的記者永遠逐出新聞界，永久性地剝奪其新聞從業的資格。我們再次呼吁新聞立法，不僅是以法律懲罰那些拿封口費的記者，更是給真正的記者以報道自由——沒有自由就沒有責任，沒有自由的尊嚴，很多時候就對失德缺乏應有的恥感，也許新聞業的某些道德失范正源于此。

　　當然了，我們還呼吁官方對此次封口費的舉報者戴驍軍給予表彰，以高調表彰戴驍軍來修補記者業蒙羞的形象。如果說此次封口費事件沒有讓記者業形象丟盡、讓新聞業尚殘存一點尊嚴的話，很大程度上因為我們還有戴驍軍！正是他的職業性堅守捕捉到了那丑陋一幕，是他的不懈努力讓丑陋曝光于天下，是他的舉報推動著真相漸漸清晰。可讓人寒心的是，就是這樣一個捍衛了記者職業尊嚴的人，竟然至今未得到官方的認同和贊譽，記者節的官方表彰如果回避感謝這樣的人，所有的表彰都顯得很空洞、惡心和蒼白無力。

　　為什么要過記者節？記者節不是一次記者業的論功行賞和孤芳自賞，不是一次新聞業的成就展示，更不是一個群體內部發點獎金、分點福利、給退休老人開個茶話會座談閑聊的由頭，而應該是一次凝聚職業倫理和強化職業認同的機會。封口費事件讓記者蒙羞，這個節日中沒有榮耀，只有恥辱，只有通過洗清恥辱才能重建公信和榮耀。(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