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神木縣公安局大柳塔分局收取煤老板300余萬元贊助費被《三秦都市報》披露后，陜西省、榆林市公安部門要求嚴肅查處。據《華商報》報道，目前，榆林市公安局督察部門介入調查，神木縣公安局表示，“贊助費”如數退還。

　　反應不可謂不迅速，態度不可謂不鮮明。但仔細琢磨《華商報》的報道，這個“反應”更像是“太極”功夫：一是強調了收取“贊助費”的現實必要性，無非“經費緊張”、“案發頻繁”之類；二是轉移了主體，將主動收取“贊助”轉化為被動接受神木縣煤焦協會的“集資”，這就好比將被告變成了原告。

　　兩則來自陜西當地媒體的報道出入較大。一個說是大柳塔分局召開的“座談會”，另一個說是煤焦協會邀請大柳塔分局；一個說分局收了300萬元“贊助費”，另一個說協會交了219萬元“集資款”。說句心里話，憑多年的新聞從業經歷，我更相信“三秦”的描述。因為整個事件有太多詭異的疑點：一是地點為何選擇在內蒙古境內，二是在場干警為何沒有一人身著警服，三是為何還要以羊絨衫作回禮？我只能理解為大柳塔分局還知道有羞恥二字，還知道這事見不得太陽。

　　權力部門向下轄百姓收取“贊助費”的新聞時有耳聞，“大柳塔版”的情節也沒有多少新鮮之處。但在時下礦難頻發的語境中，煤老板這個稱呼給人太多的聯想。好聽點的代表了資本，不好聽的就是“黑心礦主”的代名詞。于是，“大柳塔版”就被時評人解讀為權力與資本的合謀。在眾多的評論中，不是“集體尋租”、“資本贊助”，就是強調“公安淪為金錢的保安”、“公權蛻變為資本奴仆”，甚至連香港媒體的評論也是“自動賣身當打手”。

　　但我們再仔細揣摩大柳塔分局魏局長所講的“花錢買平安”這5個字，權力尋租只是選項之一，而更多的可能則是權力勒索和權力敲詐。“三秦”和“華商”的報道都提到魏局長對臺下的煤老板們的講話，魏局長說，“根據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原則，倡導花錢買平安，平安促發展，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我們期待你們的大力支持。”“期待支持”是什么含義，局長大人開口了，能不支持嗎？

　　公權宣示“花錢買平安”，透出一股抹不掉的匪氣甚至流寇氣。你花錢了，我保你平安；你要是不出錢，我不僅不保你平安，還可能讓你不平安。這一點，本來“出身”就不好的煤老板們自然心知肚明。所以，一煤老板當即表態，“保障煤老板人身、利益不受侵犯就要靠公安隊伍。”這個“靠”又是什么含義？有主動的投靠，還有被動的依靠，更隱蔽一層的意思則是，我要是不“靠”，你就會找我更多、更大的麻煩。

　　前馬里蘭大學教授曼瑟·奧爾森在其名著《權力與繁榮》中，將類似“花錢買平安”的宣示形象又精辟地比喻為“流動匪幫”。他認為，在一個“強化市場型政府”里，有足夠的權力去創造和保護個人的財產權利，并且能夠強制執行各種契約。與此同時，它還受到各種約束而無法剝奪和侵犯私人權利。而當公權力不受約束地從事自利行為時，公權就形同“匪幫”。“匪幫”只是個比喻，并不是對公權的妖魔化，百姓交稅，匪幫治下的臣民交保護費，同一個道理。他還將“匪幫”區分為固定和流動兩種。因為存在共容利益，固定匪幫收取保護費后，能夠保護臣民免遭殺害和肉體傷害，還提供公共產品。怕就怕流動匪幫，予取予奪，拔光雞毛，更不可能提供公共產品。奧爾森有點文縐縐，他所說的流動匪幫，東北叫胡子，山東叫響馬，直白點說就是流寇。

　　流寇大多具有末日心態，原因在于權力有一個“有效期”。所謂“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官員在任時大擺宴席收禮金，臨走前突擊提拔干部得好處，都是流寇習氣，都是想把有效期內的權力兌現為直接利益。而大柳塔分局則以單位的名義公然宣示，你在我的轄區，你就得花錢買平安，同樣流寇氣十足。當然，以單位的名義，并不排除其中也有私利的成分。陜西方面是得好好查一查。

　　要強調的是，不管煤老板有多少“原罪”，他們也是公民，既有可能是與權力合謀的不法公民，也有可能是被流寇勒索的守法公民。他們與我們的不同之處在于，他們是一只只撩撥流寇胃口的好肥羊。(李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