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證折射“時代變遷”
“新票證”的出現
過去的老票證雖然無用了,但是隨之而來的是種類繁多、功能各異的“新票證”。這個有著更廣義內涵的新票證時代包括了千姿百態的新鮮事物:信用卡、飛機票、TOFEL證書、身份證、交通卡等。
“狹義的票證一般指政府主管機關發給指定受眾群體,用以獲取限量物品的有價或無價票券憑證。它具有鮮明的計劃經濟的配給制的烙印,是計劃經濟所特有的。”劉社建博士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但隨著中國經濟社會所有制的多元化,就業渠道的多元化,收入來源的多元化,社會階層的分化,資本市場的逐步發展,出現了許多與人們經濟生活密切相關的事物,但較難找出一個與老票證地位等同、與市場經濟緊密相連的事物。”
“中國過去與現在的經濟形態根本不同點就在于經濟體制的差異,即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同。票證是計劃經濟下不可或缺的,銀行卡等更廣義概念上的‘新票證’與人們經濟生活密切相關,它們在一定程度上也很重要,但其重要性不能與‘老票證’等同。”劉社建說。
票證的“歷史代溝”
“一張照片,兩張銀行卡,紙幣幾張,還有飯卡、美容卡、身份證、交通卡等。”小戶通過MSN對記者這樣描述自己錢包里的東西,“都是各種各樣的卡,準備拿了這個月的工資再去辦張健身卡。”隨即,打了個大大的“鬼臉”過來。
這個網名取作“小戶”的“80后”,不知票證為何物。
而“2分錢上次公園,5分錢看場電影,四兩糧票兩毛錢吃頓飯,上大學靠推薦,住房不用買,生大病了去單位要個記帳單交給醫院”的生活經歷,卻貫穿了他們父輩過去的日子。
“1993年才取消糧票的使用嗎?”1983年出身,現在北京做網絡編輯的戶小姐很疑惑,“我對票證沒有印象,可能我生活的年代已經不用票來買東西了吧。”
“沒用過糧票。不過爺爺給我講過他的艱苦歲月。”在杭州從事房地產策劃、26歲的董先生這樣跟記者解釋,“三年困難時期爺爺步行100公里去‘山里’換糧食,拿出去的是金銀首飾,換回來的往往是土豆、紅薯。”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只要年齡跨入“80后”階段,很少有人對票證有清晰的記憶。而出生在上世紀70年代末期的人,或許能說出一、二點關于票證的記憶,而中老年人對那段生活依然“記憶猶新”。
票證收藏“前景看好”
成都市的賀鵬春藏有各種票證4萬余種、10萬多枚,當初共投入成本3萬元,而如今這些票證的價值已經升值百萬以上。
據《天府早報》報道,最讓賀鵬春得意的是一套上世紀60年代的糧票,一共10多張。當時他只花了2000多元,現在已經升值到10多萬元。要不是前段時間一位浙江藏家開價15萬元,叫其忍痛割愛,他還真不敢相信自己的這些“小愛好”,如今身價已經翻了數十倍,乃至上百倍。
如今,票證已經進入收藏界,成為其中一種重要藏品類別。
“票證收藏行業的利潤空間是很大的。以一年消耗1000萬枚計算,一本珍藏冊收入1000枚,可以制作出1萬冊,以1千元人民幣每冊計算,銷售金額就高達1千萬。” 上海真常禮品有限公司經理董鳴對《中國經濟周刊》這樣分析,“票證的收藏魅力來自于不可再生性;而票證一旦成套,價格立即十幾、幾十的翻倍。”
“從收藏的角度來看,老票證是新中國經濟發展、變化的歷史見證,體現著新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的時代特征,其研究與收藏價值不可限量,前景看好。”吳少華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90年代中后期,票證確實紅火過一陣子,每天來柜臺詢問有無某種票據的人絡繹不絕。一年下來也能銷售個幾十萬枚、幾千冊的珍藏本,在手里流通的錢也有個幾十萬。”申健表示,“但如今愛好票據的人收藏能力都有限,接班人出現了斷代,要知道小青年可無法同我們一樣對票證感同身受。”
據專家介紹,隨著人們收藏水平的日益提高,促使票證的價位得到提升,尤其是文革時期的票證行情看漲。
“語錄布票在3年前最高的品種每枚賣10元左右,現已漲至百元。有些糧票價格也有不同程度增長,武漢市1969年語錄糧票一套在前幾年僅售2000元,而目前的價位已達到5000元。”董鳴說。
“忘記意味著背叛”
前不久,太原市迎澤區郝莊鎮朝陽三社區76歲老人董化銘在家里開辦了“票證收藏見證30年改革開放”展覽。老人說:“別小看了這些票證,在30年前,吃、穿、用,樣樣離不開它。”
2008年10月28日,3000多種改革開放初期的肉票、油票、布票、糖票和煙票被擺上福州市“改革開放30年”文獻資料展柜;此前的9月19日,武漢“全國第十七屆票證收藏文化展示交流大會”的大幕徐徐拉開。
所有這些,都向社會展示著這樣一個信息:退出歷史舞臺10多年的老票證,仍然留存在一些人的心中。
作為上個世紀我國計劃經濟的歷史見證,票證濃縮了新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而票證收藏和改革開放幾乎同步,已有近30年的光景。
“上世紀80年代末,我加入票證收藏這個行當,首先是因為對它的感情。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對這段時光的記憶是刻骨銘心的。”申健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如今你能看到的文革票證種類很多,而且很有特色。”董鳴向《中國經濟周刊》介紹,“前期票證上印有最高指示、毛澤東語錄、紅太陽、工農兵、向日葵等,具有鮮明的時代色彩;后期的票證比較樸實,以工農業生產和風景名勝為主。”
主編我國第一部票證辭典《上海計劃供應票證鑒賞》的已故“票證大師”孫林祥,深切關注票證的收集整理。他曾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收集整理票證的有關資料,要文票對照、互為佐證,對正確引導、研究我國經濟史、票證史、糧食史方志有重要作用。”(《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張俊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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