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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應該在處理群體性事件的過程中學習應有的經驗，然后將其制度化，避免漣漪效應不斷發酵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安同發自北京 多年后，當人們書寫2008年的中國歷史時，重慶“的哥”或許將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

　　這個生活不堪重負的底層群體大概沒有料到，他們 在11月3日那天的罷運將會掀開全國一連串出租車罷運的序幕。最近的一起發生在11月20日，廣東汕頭市出租車司機集體停運，第二天，數百名司機聚集在市政府門前，呼吁當地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打擊“黑車”，整治運營市場秩序。

　　重慶“的哥”“喚醒”的不僅只有利益受到侵犯的各地同行，還有在過去處理群體性事件時一直趨于保守的地方政府。“今年政府在處理這類群體性事件時，基本上做到了披露信息及時公開，處理方式以人為本。”危機管理專家、中國人民大學公共傳播研究所副所長胡百精說，政府的決策理念和行政原則正在發生變化，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

　　不平靜的十一月

　　率先被“喚醒”的同行來自離重慶千里之遙的海南三亞。11月10日上午6點，兩百多名出租車司機聚集在三亞市政府門口，申訴三亞市一些出租車公司壟斷市場、租金過高、黑車太多等問題，要求與市政府相關部門領導接洽以盡快解決問題。三個小時后，甘肅省永登縣司機罷運開始，全縣共有合法運營手續的出租車280多輛，參加當天罷運的有160多輛。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短短8天后，云南大理部分“掛靠”在大理交通運輸集團的個體司機因不滿公司一項新規定而集體罷運，并到大理州政府集體上訪。

　　盡管罷運事件在全國此起彼伏，但司機們一直在用平和的方式表達利益的訴求。相比之下，甘肅隴南的群體性事件則摻進了些許暴力的色彩。11月17日上午9時30分開始，隴南市武都區東江鎮30多名拆遷戶集體到隴南市委上訪，要求對隴南市行政中心搬遷后他們面臨的住房、土地和今后的生活等問題做出答復。隴南市委和相關部門的干部及時進行了接訪，但未與上訪人員意見達成一致。當晚，聚集和圍觀群眾陸續增加，部分聚集人員沖擊市委機關，砸壞部分車輛和辦公設施，打傷維護秩序的武警戰士。

　　十天前，類似的場面也曾在深圳街頭上演。11月7日上午，深圳寶安石巖街道組織相關部門進行整治非法營運統一行動，一工作人員舉對講機砸無牌摩托車致司機李某撞燈柱身亡。下午千名群眾聚集示威，并燒毀了值勤的警車。

　　群體性事件頻發的2008

　　如果 把時間的鏡頭調轉到整個2008年，比“隴南事件”更暴力的群體性事件遠不只一起。

　　6月28日下午，一些人因對貴州省甕安縣公安局針對該縣一名女學生死因開列的鑒定結果不滿，聚集到縣政府和縣公安局。在縣政府有關負責人接待過程中，一些群眾沖擊縣公安局、縣政府和縣委大樓。隨后，少數群眾趁機打砸辦公室，并點火焚燒多間辦公室和一些車輛。

　　甕安之所以發生暴動，是信息不透明所致。當地少女李樹芬溺水死亡，在長達六天的時間里，由于死者家屬懷疑李樹芬被奸殺而連續上訪上訴，但警方沒有及時公布信息，致使謠言四起，激化矛盾，升級為暴亂。

　　之后，很多地方政府紛紛將“甕安事件”作為政府處理群體性事件的一個反思樣本，力爭從中吸取教訓，但這卻未能阻止更多悲劇的發生。從7月到10月，接連發生了云南孟連縣膠農事件等多起群體性事件。

　　與民爭利是“罪魁禍首”

　　這些群體性事件一經媒體披露，迅速在網上引起廣泛討論。“地方政府與民奪利”被中國網民認為是“罪魁禍首”。“部分地方政府片面維護企業與自身利益，漠視農民的權利要求與利益訴求，將損害群眾利益當做增加企業與政府利益的前提。”中國一位資深評論員魏文彪說。《聯合早報》評論說，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強調經濟發展，忽略了應有的服務職能。比如在公共事業范圍內，修路要過路費，建校要集資費，拆遷要勞務費，對治下百姓敲膏吸髓，刮地三尺，所作所為有的甚至比黑幫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2008年的“全國土地執法百日行動”中，中國查出“以租代征”、開發區擅自設區擴區、未批先用三類違規違法案件3萬多件，涉及土地330多萬畝。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邱震海建議說，政府應該早日退出市場資源的配置，主要管宏觀經濟，制定游戲規則，這樣才能降低政府的尋租空間。在邱震海主持的《震海聽風錄》節目中，經濟學家吳敬璉表示，改革開放三十年來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權力和經濟結合得非常緊密。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說，中國歷經十多年的經濟騰飛，如今社會貧富差距越拉越大。

　　2008年究竟發生了多少群體性事件，官方尚未公布最新的數據。不過三年前的一組數據已經說明問題的嚴重性。根據2005年的《社會藍皮書》披露，從1993年到2003年間，中國群體性事件數量已由1萬起增加到6萬起，參與人數也由約73萬增加到約307萬。“群體性事件發生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個人無法找到協商機制和利益維護機制”，中國人民大學毛壽龍教授這樣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