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回顧:
就在永善縣公安局溪洛渡右岸分局政委闕隆寬嫁女大擺5000余人的宴席受到調查時,近日,丘北縣電視臺每晚都在黃金時段播放縣紀委出臺的一份文件規定: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人民團體領導和干部職工結婚辦客,男女 雙方請客人數必須控制在40桌以內,不得分席、分次辦客;喪事請客控制在50桌以內。
雖然此“規定”已實施了5年,但至今仍褒貶不一。
送禮提前掏空下個月工資
丘北縣紀委常委、紀委案件審理室主任李祥說,早在1996年,丘北縣紀委、監察局就開始出臺禁止大操大辦的相關文件。“期間,有一名干部因大操大辦受到處分。”
丘北縣屬于典型的多民族雜居縣。雖然各民族風俗習慣存在差異,操辦紅白事的方式、規模也不盡相同,但每逢婚嫁、喪葬、喬遷新居……都要竭力大操大辦、競相攀比,且名目繁多。
“隨便進一個辦公室,都能看見成堆的請柬。”李祥說,禁止大操大辦前,請客者因邀請的人太多,請柬一般都是托人統一送到應邀人的辦公室。“見人就請,老少通吃。”
“請客規模越來越大,名目越來越多,任由其發展下去恐怕連家里×××下崽都要請客了。”他回憶說,當地各種酒宴名目繁多,近幾年,又冒出子女高考落榜辦“安慰酒”、老人去世周年辦“周年祭酒”、小孩周歲辦“成長酒”、30歲辦“而立酒”……可謂花樣百出,令人啼笑皆非。當時一個公務員的工資每月才1000余元,大半都要花費在送禮上。
一名姓楊的公務員說,當地工薪階層收入不高,一個月的工資除了養家糊口,剩下的都交了“酒錢”。人緣廣的,甚至還要借錢送禮,少則50元,關系鐵的則兩三百元,上個月就把這個月的工資提前“洗白”了。
滿月、祝壽酒等禁辦
2003年9月23日,丘北縣紀委、監察局正式下發了《關于禁止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干部職工大操大辦紅白喜事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的36號文件。
《規定》要求,該縣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人民團體領導和干部職工結婚辦客,男女雙方請客人數必須控制在40桌以內,不得分席、分次辦客;喪事請客控制在50桌以內。除舉辦婚禮、喪事外,工作調動、起房蓋屋、喬遷新居、長輩祝壽、子女滿月、升學等一律不得辦客。實職正科及以上領導干部(含處級非領導職務干部)不許參加非直系親屬的婚宴。否則一經查實,年終考核確定為不稱職等級。
《規定》從2003年10月1日起執行。
違規辦宴將受處曝光
“婚期還沒確定,我先申報相關審批手續,怕耽誤女兒的婚事。”前天,丘北縣統戰部副部長楊光存來到縣紀委辦公室,提前為女兒的婚宴審批“通行證”。楊光存說,按照縣紀委下發的《規定》,他嫁女兒辦客需向縣紀委監察局審批。目前,雖然雙方家長對子女婚期還未達成一致意見,“他(其女婿)家想過年后再舉辦婚宴,我家則想在年前把女兒的婚宴辦了。”但大概時間就定在過年前后,就先忙著辦理舉辦婚宴的審批手續。“既然有《規定》,我必須要遵守。”楊光存說。
《規定》還嚴格辦客申報審批制度,一般干部職工辦客需向單位主要領導申報審批,鄉鎮副科級領導由各鄉鎮黨委主要領導審批,鄉鎮正科級領導和縣級機關、企事業單位副科級以上領導由縣紀委監察局審批,副處級以上領導辦客由縣紀委審批。“通過縣紀委審批后舉辦紅白喜事,至今已有20余起。”丘北縣紀委常委、副書記劉紅杰說,未經審批同意擅自辦客者,一經發現,從嚴處理。
此外,紀檢監察機構要按當事人申報的時間、地點及時進行督察,對領導和干部職工違反規定隱瞞不報或突破限制規模辦客的,一經查實,將依照有關規定追究黨紀政紀責任,年終考核確定為不稱職等級,并將查處情況公開曝光等。對各級各部門主要領導對本單位干部職工大操大辦紅白事制止不力的,將追究相關領導的責任。
一干部被沒收禮金
普正發(化名)是丘北縣某局一個科級干部,是文件規定的“觸網”者。2005年11月,他兒子結婚,親戚朋友太多,就宴請了70余桌。事后,丘北縣紀委接到舉報。紀檢部門不僅沒收了普家多請30余桌賓客所送的一萬余元禮金,還對普進行黨內記大過處分。“當時他是在家里操辦婚宴,如果在酒店他也不敢請這么多。”李祥說,沒收的一萬余元禮金如數上繳到縣財政。“紀委是根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和《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對其進行處罰的。”李祥說,對本單位干部職工大操大辦紅白喜事,不聞不問,不及時說服教育,制止不力,又不報告的,要追究領導的連帶責任。
丘北縣紀委辦公室主任邵一晉介紹,從2003年起,在請客送禮高峰期來臨前,縣紀委都要在當地電視臺反復播放《規定》內容。“一般是在9月底10月初,每晚黃金時段反復播放,為期半個月。”李祥介紹,《規定》正式實施后,一方面是加大宣傳,深入人心;另一方面,紀委監察局適時派出督察組在縣城各大賓館、飯店、街道進行明察暗訪,此外還向廣大群眾公布了舉報電話。對違反規定的及時查處,并將結果進行公開曝光。
“婚宴前,領導親自找我談話,身為紀委干部一定要以身作則。”邵一晉說,今年4月結婚時,他只操辦了30桌酒席。他妻子是一名老師,人緣不錯,如果沒有限制,他們的婚宴完全可以辦得更風光,“至少可以請80桌。”“我一個朋友結婚我送了一次禮,后來他搬家、孩子周歲又送了兩次。有了《規定》后,我搬家、孩子周歲都不能再操辦了。”
對策
有人化整為零請客
19日晚8點,三五成群的賓客從位于丘北縣新城區的豐園大酒店走出。進入酒店看見,該酒店的停車場儼然一個露天餐廳:緊挨酒店廚房停靠的三四輛轎車后面,擺放著30余張圓形餐桌,10余名酒店餐廳服務員正忙著清理客人吃罷的殘羹剩飯。
“今天有人在我們酒店結婚,餐廳擺不下就擺到后院來了。”一名服務員說,“新郎是運政部門的,新娘是老師,總共有50余桌。”面對縣紀委規定的企事業單位職工婚宴不得超過40桌的《規定》,酒店服務員滿不在乎地說:“放心吧,100余桌我們也能擺,包你不會出事。如果有人來查,我們就說是兩家、三家……同時舉辦婚宴,誰知道你擺了幾桌?”該服務員稱,今年12月,已有3對新人在他們酒店預訂了婚宴,而且規模都不小。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開餐館的馬老板也說,此《規定》出臺后,一些人操辦婚宴開始化整為零。“直系親屬辦一次,親戚朋友辦一次;或把少數民族賓客和漢族賓客分開宴請……這樣的事經常發生。”
爭議
公權力侵犯私權利?
對此《規定》,有人認為在制度上幫助“當官的”擺脫了“人情債”,是好事;也有人認為這是公權力對私權利的侵犯,且“好的動機不一定產生好的結果”。
當地群眾歡迎此《規定》,認為這有助于倡導文明新風,遏制奢侈浪費和腐敗現象,減輕不必要的人情消費。“管管那些有職有權的人大操大辦,也能為百姓辦實事節約一些精力,我們舉雙手擁護。”但也有人認為,《規定》管得太寬,請客要審批,宴請擺多少桌都作出量的規定,似乎缺乏必要的依據,且不近人情。“黨員、干部也好,企事業職工也罷,都有消費的自由和權利。如果真有那么多親戚、朋友,憑什么限制人家請客的人數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則稱:“只生產不消費,同樣不利于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
影響
散客成餐飲消費主力
“已禁了好幾年,對我們酒店經營影響不是很大。”瑞和大酒店就位于丘北縣委正大門口,規模、檔次在當地數一數二。酒店負責人錢女士說,禁止大操大辦的《規定》實施后,不僅操辦婚宴的規格受到限制,連到酒店辦婚宴的人也少了。今年12月,才有6對新人在酒店預訂了婚宴,沒有一家超過40桌。“承辦一桌婚宴才100余元錢,根本賺不到什么錢。現在我們酒店餐飲消費主要以散客為主。”
“中午和晚上接幾個單桌‘游客宴’,晚上接幾桌外出務工者‘團圓宴’。”18日晚7點半,馬老板開的聚豐園已爆滿。馬老板說,下午3點就不斷有人打電話來訂餐,從下午5點開始,爆滿狀況一直持續到晚上9點。“我們一直以散客為主,有沒有婚宴不影響生意。”
晚上10點,丘北縣城街上多數飯店、酒家都已打烊。在采訪的5家大中型酒店、飯店中,4個老板表示對限制黨員干部子女結婚等大操大辦沒意見,但對執行情況表示懷疑。一老板則稱:“大宴少了,收入不一定少,關鍵看是不是有絕活吸引人。”
調查發現,丘北縣各家酒店承辦婚宴價格每桌從150元至300元不等。禮金水平也不算高。“普通朋友、同事間最多送100元,50元的也有。”從丘北縣統計局獲悉,2007年該縣農村人口純收入只有1647元,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10060元,全縣財政收入才7800余萬。“我們縣的經濟發展在文山州8縣中排倒數第二,一年的財政收入連發工資都不夠。”
聲音
“禁大操大辦”有規可依
丘北縣紀委副書記劉紅杰稱,《規定》的施行,對當地反腐倡廉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領導干部基本上都支持,至今還沒有發現誰利用婚喪宴席受賄。”他說,出臺這個《規定》,鐵桿支持者還是老百姓。互相請客送禮的人少了,普通老百姓也可以免受送禮之苦。“《規定》不僅約束了公務員,也潛移默化影響了當地老百姓‘有事’競相擺酒的不良習俗。”
“地方政府出臺禁止大操大辦文件,有法可依。”云南鑫金橋律師事務所主任劉愛國律師表示,早在1990年,國務院辦公廳就下發過相關文件,要求各地婚喪事從簡,禁止借辦婚宴、喪事斂財。丘北縣出臺禁止大操大辦文件,只是對上級政府下發相關文件的具體落實。“近幾年來,大操大辦婚喪宴席的風氣越演越烈,有些領導干部甚至借此收受下級賄賂。禁止大操大辦,再次被地方政府提上議事日程。”
劉律師說,丘北縣作為縣級地方政府,在不與法律、法規和上級政府相關文件沖突的情況下,也有權制定出臺一些地方性法規及行政文件。“出臺禁止大操大辦婚喪宴席的規定,也是反腐倡廉的具體表現。”(都市時報)(朱勛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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