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界能揭自己的丑嗎？”這是21年前困擾《中國青年報》記者王安的命題。他至今清晰地記得，1988年7月14日《公開的新聞內幕—記者團西北之行日記》發表后，自己那種忐忑不安的心情。

　　“有一個記者團，說是什么筆會，大西北轉一圈，吃住行全管……這美差攤給了我。”報道以這樣的筆調娓娓道來，向讀者講述了記者的一次特殊旅行。王安今天回憶，當初自己是抱著“散心”的想法出發的。那時的新聞界“很清純”，還沒有“有償新聞”這個詞。

　　從1987年6月4日拿到機票，6月5日啟程，到6月14日離開這個記者團，一路上，王安一直在猶豫，內心始終“很煎熬”。他首先顧慮的是，如果公開披露這次“特殊旅行”的內幕，就可能涉及一些熟悉的新聞同行，新聞界自己揭自己的“短”，自己揭自身的丑聞，這能行嗎？

　　而且，身處“變革的年代，一切事情都在重新估量”，包吃包住包玩兒，白天聽工廠介紹、逛旅游景點，晚上喝酒。這樣，“豈不是將黨的喉舌淪落為廠子的喉舌”？他內心里一直在這樣追問，并試圖想弄明白問題所在。

　　最終，他只用了半天時間，完成了日記整理。時間跨度為：1987年6月6日至7月3日。開篇介紹的背景是：“首都十幾家新聞單位結伴的一個記者團近日將到達蘭州，結束40多天的西北旅行。此文記述的是這支記者團以及它的牽頭者——《中國廣告報》西北記者站的故事。”

　　在日記里，王安記述了從一個工廠打出“熱烈歡迎中央新聞采訪團來我廠蒞臨指導”的橫幅，引起“眾人大驚”，到老記者站出來“抗爭”，約法三章：“不要對外叫記者團，不承擔宣傳任務，不接受禮品。”

　　然而，根據記者團的安排，要走23家企業，收費11萬多元，支出5萬元。看到上述情況，王安說：“我想起一個詞：掮客。”在對“新聞掮客”的追問中，他完成了這一報道。

　　該報道所引起的轟動，大出編輯部的意料。一篇新聞界已經“習以為常”、“見怪不怪”的“新聞”，竟然榮獲了該年度的中國新聞一等獎。為此，有人把王安比做是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中那個愣愣地說出真話的小孩子，“人人都熟視無睹，他不過說出來罷了。”有同行不屑道。

　　不過，令王安沒想到的是，此后十余年里，隨著社會轉型，媒體的社會功能發生了更加深刻的變化。面對轉型期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一些記者勇敢而執著地守望社會，但也有一些記者更加快速地自我淪落。“記者吃請受禮平平常常。報紙出賣版面落落大方。以至一些與新聞不相干的人也看出其中的端倪，做起了新聞掮客的生意。”王安說。

　　過去，“新聞掮客”組織記者采訪，從中收取商業費用；現在，“新聞掮客”消息靈通，發現突發災難事故，就組織記者前去“要錢”。從唱贊歌的“有償新聞”，到轉化為具有輿論監督功能的“有償不聞”。從假記者橫行、媒體敲詐、宣傳勒索、廣告逐利，到近日礦難后的“封口費”，更使這一現象發展到了極致。

　　以王安對新聞職業操守的理解，記者應該正派、包容。批評別人、保護自己的最好方式是自身要“絕對干凈”。在傳統意識、利益碰撞的角色沖突中，新聞界應保持“敏銳、先鋒”的觸覺，幫助社會尋找前進的方向。

　　那么，新聞人在利益格局急速變化的今天，究竟該以什么形象立世呢？

　　21年前，王安的這篇《公開的新聞內幕》，對今天的新聞人，也許依然有警示作用。在報道結尾處，王安寫道：“在火車站，見一女同志，好眼熟，擦肩而過。我們都回頭看她，她也回頭看我們。我們努力回想，才想起她是我們去過的一個廠的人。人海茫茫，也許我們永遠不會再見到她了，但她可能會記得我們……那天來了幫記者轉了轉，吃了飯就走了。可能她還知道記者團拿了廠里的錢。他們，所有接待過我們看到過我們聽說過我們的人，就是從我們身上獲得記者的概念的。” (劉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