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主是個好東西》而廣為海內外熟悉的著名政治學者、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教授，在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提出中國改革到了“突破”的關口。在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俞可平認為急需突破的領域之一，就是反腐敗。 中新社發 甄雪原 攝

　　中新社北京十二月八日電 題：俞可平：俞可平放言反腐敗為下一代不怕挨罵

　　中新社記者 張量

　　以《民主是個好東西》而廣為海內外熟悉的著名政治學者、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教授，在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提出中國改革到了“突破”的關口。在接受本社記者專訪時，俞可平認為急需突破的領域之一，就是反腐敗。

　　　　反腐敗存在誤區

　　“最近‘兩高’出臺一個司法解釋，將教師和醫生收回扣納入商業賄賂。中國傳統文化中，什么領域都可以腐敗，就是兩個領域不可以，一是教師，二是大夫。這兩個群體通常被認為代表了社會的良心。遺憾的是，這兩個群體現在也開始墮落了。究其原因，除了個人因素外，更主要的是社會環境，尤其是官員的嚴重腐敗。在中國，官員的角色特別重要，他們引導著社會的走向。這種社會環境必然會影響到教育和醫療領域。”

　　以前在研究中對腐敗問題比較樂觀的俞可平，現在面對腐敗的嚴峻形勢開始重新思考。相較于對民主話題的探討，他更急迫地希望讓人們走出反腐敗的權力監督誤區。

　　俞可平特別指出，目前學界和媒體一談反腐敗就歸結到權力監督上，這種思路是對的，但是并不全面。

　　“實事求是講，權力監督這些年黨和國家已經足夠重視了，監督機構從中央到地方增設了很多，機構也紛紛升格，一系列的監督制度陸續出臺，可以說，沒有哪一個國家像我們這樣規定得這么多這么細，連公費招待‘四菜一湯’都有明確的規定。此外，懲罰的力度也不可謂不大，殺了和關了多少腐敗官員？對廉潔官員的獎勵也不少，反腐倡廉教育更是年年講、月月講，甚至日日講。做了這么多，取得了不少成績，但為什么腐敗還這樣嚴重？這需要我們認真反思。我認為在反腐敗問題我們需要一些突破。包括觀念的突破和制度的突破。”

　　俞可平認為官員待遇已經足夠好，但是貪官依然照貪，而且案值越來越嚇人。他們要這么多錢干什么？“官員貪腐原因很多，一些人是本性就貪，貪一點是一點，但這樣的貪官其實極少。貪官的另外兩個出口應當引起高度關注：一是情婦，二是子女。據權威媒體報道，百分之九十五的貪官都有情婦。準確地說，不應當叫“情婦”，應當叫‘二奶’‘三奶’什么的，他們之間無情可言，是赤裸裸的權色交易，這些“情婦”圖的不是情而是錢。另外，一些貪官把子女送到國外留學，還給他們買房買車，需要大筆的錢。”

　　因此，俞可平指出，“反腐敗只強調權力監督，這樣走下去，效果很有限。應當在完善權力監督的同時，跳出權力監督來尋求突破，像中央強調的那樣，反腐倡廉要從源頭抓起，特別是從官員的選拔、權力的制約、干部的責任制和政務透明等入手”。

　　　　構起反腐敗的連環圈

　　毫無疑問，對于遏制腐敗而言，權力監督至關重要。對于目前的權力監督，俞可平認為存在兩方面的漏洞。“一是目前的監督主要是體制內的自我監督，如黨內的紀律檢查制度、政府內的行政監察制度。二是即使從體制內的自我監督來看，也存在著重大漏洞，沒有形成一個封閉的環。尤其是對黨政一把手的監督，漏洞更大。有效的監督要有一個封閉的環，就像小時候的游戲‘剪刀、石頭、布’，一環扣一環。只要有一個環節出差錯，整個監督就會失去效力。體制內的自我監督當然是必要的和基本的，卻不是充分的和完備的。除了體制內的自我監督，我們還需要體制外的公民監督，而后者的體制很不完備，渠道也不多。

　　俞可平認為，自我監督的不足十分明顯，以目前舉國上下普遍推行的領導干部自我‘述廉’制度為例。試想一下，哪個貪官會在有上級領導參加的民主生活會上公開承認自己是個‘貪官’，并如實交待貪污劣跡？

　　結果是貪官清官都爭先恐后向上級領導報告自己如何清廉，這不僅泯滅了貪官清官在‘述廉’問題上的界限，而且可能帶來以下三個方面的嚴重副作用：一是貪官在案發前慷慨激昂的‘述廉’，使得公眾不再相信還有清官的存在。二是清官可能因恥于跟貪官一起做這樣的‘述廉’而內在地對這種形式主義的廉政制度產生抵觸情緒。三是制度迫使貪官做假模假樣的‘述廉’，越發打消其說謊的羞恥感，說謊成了其本性的一部分，可能有一天連測謊儀也會對這些貪官失去效用”。

　　　從源頭遏制腐敗

　　在俞可平看來，即使權力監督相當完善，也不足以有效遏制腐敗。還需要跳出權力監督，從提高官員素質、實施權力制約、改革責任制度、推行政務公開等環節著手，構筑廉政體系。

　　“首先就要從官員的產生途徑入手，改革選拔官員的制度，保證素質高的官員產生出來。之所以說民主是個好東西，就是它能較好地解決官員選優的問題。官員的素質高，即使監督有漏洞，也不一定貪；若官員貪欲成性，監督最完備，也擋不住其鋌而走險。

　　其次，要進行合理的分權，對權力合理分工，有效制約。很多人以為權力制約與權力監督是一回事，嚴格地說，它們不是一回事。權力制約的前提是有效的分權，一個人不能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十七大提出要實行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的分開，要盡快建立起切實可行的機制，確保權力的合理分工，相互制約。

　　第三個環節，要改革干部的責任體制。推行干部問責制，是我們在建設責任政府方面的實質性進步。但有些責任制度需要改革。例如，我們有一個制度叫“第一責任人負責制”和“一票否決制”，聽起來都是很好的制度，其實有內在的不足。這有點像“政治承包”，既然你讓第一把手負全部的責任，無論哪個方面出問題，都讓他負責任，那你就得給他相應的權力。絕對的責任需要絕對的權力。而絕對的權力意味著超越任何監督。這里便產生這樣一個困境：你要讓他負絕對責任，就要給他絕對權力；絕對的權力則可能導致監督的失效。你要有效監督一把手，就不能讓他享有絕對權力，沒有絕對權力，你就不能讓他負絕對責任。

　　第四，就是政務透明。十七大明確提出，要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憑什么確保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唯有法律和制度。一是政務要公開，特別是重大決策過程要透明，要讓公眾有充分的知情權。二是官員的財產等基本信息要公開，官職越高就越應公開。”

　　此外，俞可平還呼吁早日出臺遺產法，推行官員的醫療、用車和住房制度改革，有效阻止官員特權的擴張。“讓子女在繼承巨額遺產的時候繳納高額的稅款，這樣不僅有利于遏制貪腐，更主要的是改善民族素質，讓下一代依靠自力更生，而不是躺在父母的庇蔭下。這對保持民族的活力非常重要。有人說，如果收高額遺產稅會導致資產轉移到國外，我認為不用擔心，沒有遺產法，想轉移的一樣在轉移。”

　　最令俞可平擔心的是腐敗向特權轉化，他說：“這實質上是讓腐敗合法化。現在官員的待遇已經足以保證他過體面的生活，應當減少特權，比如用車、醫療和住房等。近年來，住房方面的腐敗也日益突出，有關部門應當開始研究官邸制度。既保證官員在位時體面而有尊嚴地生活，又防止大批國有房產變相地持續流失。”

　　為下一代研究政治“不怕挨罵”

　　盡管俞可平被外界視為中國民主的代言者，事實上，這位中國第一個政治學博士所關注和研究的領域非常廣泛，民主問題只占他研究的一小部分。他相當多的精力是做“天國的學問”，即研究人類理想政治狀態。俞可平認為，中國的民主政治取得了重大進步，但中國畢竟沒有民主的傳統，盡管民主政治的步伐不可阻擋，但會充滿困難曲折。

　　俞可平每有民主話題的文章刊出，必引起一場爭論。他說：“其實這也是我所樂見的，這兩種聲音同時存在，說明我的觀點沒有走極端。世人自有公論，我最高興的是看到年輕人中鮮有不講道理和走極端的。”

　　二十多年致力于政治學研究的俞可平并不希望女兒也研究和關心政治，女兒反問他“爸爸為什么自己卻關心政治”。俞可平回答說：“我希望你們這一代人能夠更好地生活在民主法治的條件下。為此，多挨點罵，多做點其他的犧牲，也無所謂。”

　　對于未來中國的政治走向，俞可平給出一個判斷：“不論中國進行什么樣的政治體制改革，也不論中國在未來會形成何種治理模式，對于有遠見的中國領導人來說，治理改革的目標應當十分清楚，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責任、透明、廉潔、高效、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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