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海口12月11日電 題：專訪“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農村改革關鍵是農民有發言權

　　記者 王辛莉

　　溫鐵軍，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一九九五年提出“三農問題”取代“農業問題”的政策建議，得到中央主要領導肯定。

　　這位八十年代騎摩托車沿黃河流域進行農村實地調查，九十年代肩背行囊游歷世界至今考察過四十多個國家“三農”的學者，自稱是“另類”，卻有農民“代言人”之譽。置身中國農村改革三十年，他對記者稱“要平和說話”。

　　九十年代農村改革要反思

　　在溫鐵軍看來，中國農村改革要從百年前談起。

　　二十世紀上半頁，發生三次農民為主體的土地革命戰爭。一九四九年，新中國建立，完成土地改革，一九七八年進行大包干。九十年代中后期第二輪土地承包提出三十年不變。進入二十一世紀，農村土地承包法出臺并免賦。“三十年中國農村改革，實現了千百年來農民均田免賦的夢想。”

　　然而，“三農問題”至今仍是困擾中國發展的最基本問題。

　　溫鐵軍說，八十年代，隨著土地資源回到農民手中，農業生產力突破性釋放，農民和鄉村基層官員的創舉使中國經濟出現“黃金增長”，第一次出現內需拉動型的快速增長。

　　九十年代，一系列的農村改革政策使得土地、勞動力和資金三要素離開農村，農民收入增長下降，而農村基層政權“撤社設鄉”改革，加重了農民的負擔，使中國農村問題復雜化，由經濟矛盾轉化為政治社會矛盾。

　　溫鐵軍稱上述種種是“農民本無事，官員自擾之”，但九十年代產生問題的一些做法至今沒有得到糾正，農村三要素仍然凈流出，逆規律而行，“三農問題”依然嚴峻，應當反思。

　　農村承受金融危機影響

　　談到一九九七年金融風暴和此次世界金融危機，溫鐵軍思考：為何中國總能與危機擦肩而過？

　　他的觀察有三：一是中國目前尚在產業擴張階段，沒到西方發達國家資本擴張階段，并得益國內相對封閉的金融管治；二是農村承擔了金融危機的影響。作為一個超大型的大陸國家，因為存在城鄉二元結構，當沿海城市出現經濟危機，可向農村轉嫁。農民工返鄉重依土地，使中國經濟危機實現軟著陸。三是，中國先走一步，自二00五年始加大以擴大內需為目標的新農村建設投入，化解因金融危機帶來的社會危機。

　　“上世紀中國農村最大問題是土地問題，新世紀則是就業問題。”溫鐵軍表示，一九九七年金融風暴中國GDP保七爭八，這一輪危機中國仍會以投資拉動保八爭九來維持增長，用投入所創造的新增就業化解沿海中小企業破產所帶來的社會矛盾。

　　溫鐵軍強調：“‘胡溫新政’堅持做下去，真正實現城市反哺農村，工業反哺農業，加大對‘三農’的投入，一個穩定和諧的新農村應可期待！”

　　提高組織化程度，讓農民有發言權

　　溫鐵軍話語一轉，說：“要讓兩億多農戶、九億農民成為新農村建設的主力，只有將農民組織起來，讓農民有話語權。”

　　回顧三十年前的農村改革，溫鐵軍透露：“大包干并不是改革者的目的，改革初衷是讓農民恢復家庭自主經營權之后，通過體制創新提升農民的談判地位，使農民成為真正意義的市場經濟主體。”

　　溫鐵軍認為，中央政府投向新農村建設資金的承接，鄉村良性治理，食品安全，農村生態環境保護等諸多方面，都有賴農村合作組織的突破建設，更重要的是，“資本已在農村形成利益集團，讓身處其間的政府來調控博弈格局很難，結果是農民用腳投票。”

　　“三農問題”農民問題為首，只有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建立農民合作社，才能提高農民的的談判地位，形成有效的內部監督和管理機制，包括提高農村反腐敗能力。“沒有組織載體，一盤散沙式的農民何以保證自身利益？”

　　溫鐵軍對引導農民建立合作社身體力行。三年前，溫教授受海南儋州市邀請協助辦社區大學，迄今，這所培訓農民擁有建立合作社能力的學校運轉良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