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老板馬某來京，想反映當地領導的問題。他經人介紹在釣魚臺國賓館約見了包括“中紀委六室老楊”在內的三名男子。馬某為求他們給自己“出頭”，搭進了百萬余元的“辦事費”。近日，北京市東城法院認定“老楊”等三名男子分工配合進行詐騙，判處三人有期徒刑各十二年(12月14日《京華時報》)。

　　好在煤老板警惕性比較高，騙子的手法也不夠高明，否則這一百萬的“辦事費”可真要打水漂了。不過，在為騙子沒有得逞感到慶幸的同時，我們想要追問的是，為什么當事人不走正當的舉報程序，反倒選擇通融關系這種不正當的途徑。如果我們的推斷可以以煤老板是絕對的經濟人為前提，那么煤老板選擇“棄明投暗”的舉報方式，一定是符合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方案。

　　在我們的舉報制度中，匿名舉報和實名舉報在受重視程度上有著本質區別，消息來源有很強不確定性的匿名舉報，很容易受到“合情合理的忽略”，所以說，如要提高舉報的“成功率”，必須受到應有重視的實名舉報是一種更好的選擇方式。但問題是，在我國保護舉報人的制度還相當薄弱的環境下，選擇實名舉報有太多的“被報復風險”。

　　因自己利益受損打算檢舉當地縣委書記“問題”的煤老板，必須兼顧舉報效率和自身安全，所以最好的方式是通過內部人的通融，使得自己的“匿名舉報”受到和實名舉報同等甚至更高程度的重視，這就是煤老板不惜重金通融內部關系的原因所在。當然，除了為自身安全考慮外，煤老板不惜重金通融內部關系的舉動，也說明他相信舉報的“杠桿”可以以重金為支點，改變權力的運行方式甚至權力運行的力度。

　　按理說，依正常的程序，紀檢監察部門處理舉報，有一套完整而且公開的操作規則，不會因為當事人外在條件的變化而有所改變。但問題是，任何權力，一旦處于不完全透明狀態，就有可操作或者回旋的余地，這也就成為當事人不可控的“舉報風險”。為了將自己的“舉報風險”降至最低，煤老板自然相信“有錢能使鬼推磨”，至少，用金錢通融紀檢監察機關工作人員，有可能讓舉報按照自己預想的方向發展。

　　在權力運作不夠透明的前提下，煤老板的心理其實是我們所有人心理的集中反映。雖然普通人不可能闊綽到一擲百萬的地步，但面對留有余地的權力運作，我們總會“擔心被黑”，所以總是想方設法通過“贖買權力”來為自己心理買一個“保險”。比如明明分數能被學校錄取，還要通過關系來為自己“說情”;按照自己的能力能夠被提拔，但還要給上級領導“意思意思”……

　　不夠透明的權力總會留有余地，更會讓身處其中的普通人有太多遐想的空間。我們總是在擔心那些不透明的部分，不說有可能傷害到自己的利益，至少也會讓自己的設想憑空增加太多不確定性因素。為了消除這種因權力不夠透明給自己帶來的恐慌心理，我們總是希望通過另一種不透明的交易來抵消這種不透明。可現在的問題是，以不透明去消除不透明因素，誰能保證作為工具的“不透明”不是一種騙局呢?很多時候，身陷其中的我們只能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這或許才是煤老板被騙帶給我們最感同身受的恐慌感。(志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