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最讓人關注的新聞莫過于周正龍“翻案”。

　　11月17日，法院終審認定周正龍造假，以詐騙罪和非法持有彈藥罪判處其有期徒刑兩年零六個月，緩期三年執行。人們本以為沸沸揚揚一年多的“華南虎事件”，就此塵埃落定。然而，剛剛過去一個月，周正龍通過媒體發表聲明，稱“虎照真的，沒有作假”，并要求重新鑒定。

　　對于周正龍“翻案”，人們反應不一，質疑之聲更占上風。“打虎派”代表郝勁松律師通過媒體予以反擊(12月21日《新快報》)，也有法律專家分析“翻案”可能給周正龍帶來的不利法律后果(12月21日《新京報》)。

　　到目前為止，周正龍是一名罪犯———給“壞人”說話的機會，在不算遙遠的過去，幾乎是不可想象的。這昭示著社會的進步。

　　對于他的聲明，公眾當然有權質疑;個別情緒激動者的過激之詞，也可以理解。然而，當“周正龍翻案是無聊把戲”等聲音出自媒體時，卻令人不安———一旦理性被情緒代替，“口水戰”將讓一個還原真相(如果有這樣一個“真相”)的機會溜走。

　　如何理性看待和對待周正龍“翻案”，考驗公民的理性，也考驗法治的理性。

　　先說如何看。

　　“翻案”是周正龍的權利，我們應尊重和保護這一權利。周正龍造假，這是到目前為止法院認定的事實。在沒有事實和證據推翻它之前，我們認可、尊重這一認定。但錯案是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完全避免的，哪怕它的法治再發達。周正龍發表聲明，的確可能是為了混淆視聽，但在排除他確有冤情的可能之前，我們應尊重他作為一名罪犯的申訴權利，對其作“有理推定”，而不是把他的申訴看做“無聊”。

　　以聲明為起點查下去，最后的結果，或許真的是“無聊”。然而，一旦“翻案”從起點就被視為“無聊”，一些并不“無聊”的“翻案”，也可能無疾而終。這是法治的悲哀。

　　再說怎么辦。

　　當我們把周正龍作為一名普通罪犯，而不是人人喊打的造假者看待的時候，如何對待他的“翻案”，似乎不言而喻。然而，這方面，也有一些苗頭令人不安。

　　在一審、二審中，周正龍作了有罪供述，承認“都是我的錯”。終審得以緩刑，也和他認罪態度好有關。于是，有學者認為，突然“翻案”，意味著他并未“認罪服法”，將導致緩刑令被撤銷(12月21日《新京報》)。

　　如果專家的說法被有關部門采納，那將是一種什么結果?一旦“翻案”意味著收監，即使周正龍真有冤屈，他還會不會選擇魚死網破?

　　事實上，專家的說法是有問題的。“認罪服法”是法律規定的判處緩刑的前提。同樣，法律對于什么情況下撤銷緩刑，執行原判決的刑罰，也有明確規定。這些情況包括:在緩刑考驗期內又犯新罪;發現漏罪;在緩刑考驗期內，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國務院公安部門有關緩刑的監督管理規定，情節嚴重。僅僅為自己鳴冤叫屈(哪怕冤屈并非事實)，不會導致撤銷緩刑。

　　對于有關部門來說，面對周正龍“翻案”，該做的不是急于追究他“翻案”的責任，而是認真審查“翻案”是否有理。通過媒體發表一紙聲明，起不到啟動再審程序的作用;下一步通過律師遞交申訴材料能否啟動，也未為可知。但有關部門如何對待目前的聲明、如何對待接下來的申訴，卻決定著事件走向。

　　一審二審中，對于程序上的瑕疵，公眾曾有微詞。如今周正龍“翻案”，給了有關部門消除公眾誤解的契機。(李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