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9月2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2日刊發署名為張敬偉的評論《菲人質悲劇中媒體的道義和責任》。文章說,就菲律賓人質事件而言,媒體在危機形成階段的報道方式是沒有問題的。媒體瞬時跟進,實時直播道既是媒體的義務、責任和生存之道,也是在信息時代的基本要求。此外,媒體也要有一顆道義之心,避免成為追求殘暴“熱點”的幫兇,真正做到兼顧新聞真實和公共道義的平衡。
文章摘編如下:
菲人質事件發生后,菲律賓人哀嘆,全球都知道我們搞砸了。因為整起事件,全球媒體都進行了實況轉播,美國《時代》周刊稱:“(菲律賓)警方的營救行動就像電影的慢鏡頭一樣”,英國《衛報》則認為全球人都通過現場直播觀看了一場“大屠殺”。確實,全球各地從這場寫實版的“警匪片”中,觀看到的是警察拙劣的表現,而歹徒則比警匪片中的歹徒更為窮兇極惡。
事后,菲律賓總統一方面為警方辯解,一方面指責當地電視臺和收音機不該直播整個過程,直指媒體應該承擔部分責任。菲政府甚至要取消媒體的緊急報道權。
媒體在整起事件中到底該不該承擔責任?該承擔怎么樣的責任?這不失為一個值得令人深思的問題。
借助電視、廣播的現場直播和其它媒體的公共關注,全世界都看到了菲警方處理突發事件能力的低下。可以說,媒體直播讓菲政府和警方在全世界顏面盡失。在此情勢下,菲官方指責媒體顯然是惱羞成怒的情緒發泄,而且有推卸責任之嫌。就像香港媒體人士所言,是無中生有。
可見,媒體在整個事件中的跟進并無太大的不妥,至少現場報道起到促使菲律賓政府和警方深刻反省的作用,并確保他們徹查這起悲劇和做好善后處理工作,這證明了媒體具有督促作用。
從9•11事件到波蘭總統飛機失事事故,傳統和新媒體瞬時跟進,實時直播已是普世做法。這既是媒體的義務、責任和生存之道,也是世人在信息時代的基本要求。不僅是發生于現實生活中的公共突發事件,即使是在各國的影視作品中,媒體直播突發事件也是最常見的情節。
就菲律賓人質事件而言,媒體在危機形成階段的報道方式是沒有問題的,在最初的“黃金四小時”內,在場媒體的直播很好地發揮了“我在現場”的作用。
但是,世人卻通過電視直播殘酷地看到了發生在馬尼拉街頭的現場慘劇。這顯然讓受眾不舒服,尤其是香港被劫人質的家屬。而且,據菲律賓國家警察署發言人克魯茲介紹,有些媒體人曾經和劫匪門多薩通話慫恿其“不要接受”警方條件。果如此,一些媒體就變成了喪失新聞道德追求殘暴“熱點”的幫兇。媒體道義的喪失,也給這場現場直播蒙上了污點。畢竟,這并非虛擬的影視作品,人們追求的不是感官的刺激帶來的娛樂體驗,而是讓人質生命得以保全。
在新聞追求“我在現場”的同時,也要有一顆道義之心。這,足可為媒體之戒——必須兼顧新聞真實和公共道義的平衡。(張敬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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