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9月17日電 臺灣《歷史月刊》244期刊登文章《千古難見君臣情──唐太宗和臣子們的感情》，摘錄如下：

　　古人常說：“伴君如伴虎”，就是把君主比做老虎，站在君主身邊，就像站在老虎身邊一樣，老虎何時發怒，是不能預料的。同樣，在君主身邊，也無法預測到君主何時發怒，臣子們站在君主身邊，無時無刻不戰戰兢兢，誠惶誠恐。于是臣子們為了自保，經常會采取兩種態度，一種是討好巴結皇帝，讓皇帝隨時保持高興心情，不要觸怒皇帝，這一類的臣子，很容易就變成君主身邊的佞臣。另一類的臣子，他們會跟君主保持一段距離，不跟君主過于接近，以免君主發怒時，會直接殃及他們，所以這類臣子比較明哲保身。

　　高高在上的皇帝，常把臣子們看成是狗，招之則來，呼之即去，隨意責罵，動怒就殺，臣子們完全不能反抗。臣子們把君主看成是虎，君主把臣子看成是狗，這種心態之下，雙方怎能產生感情呢？所以從中國歷史上看，君臣之間，大多是以“利”為出發點的關系，不可能會產生感情。

　　從歷史上看，君臣之間有深厚感情的事例極為稀少，如唐太宗和他的臣子們濃厚的感情，在歷史上就極少見到，這可能是歷史上的一個特例吧！

　　惺惺相惜君臣情

　　唐太宗并沒有將他的臣子們看成是狗，而是視之為朋友，他對待大臣的態度，就像對待朋友一樣。唐太宗說過，他對于大臣們，要“推心待之”；太宗也曾經說過，一個君主要將臣子們看成自己的手足，也要將百姓看成是自己的肌肉，手足肌肉，都是自己身體的一部分，君主不可以將之切割，因為一個人必然會愛護自己的手腳，所以太宗也會愛護他的臣子們。因此太宗與臣子們之間，培養了深厚的感情。

　　唐太宗是一位不愛端架子的皇帝，他常常大宴群臣，宴會完后還會和大臣們一起做詩歌詠，所以君臣之間常常會有一起吃飯、聚會、聊天的機會。他不像中國古代其它的皇帝，除了上朝之外，跟臣子們并不常見面。相反地，太宗是經常與臣子們相接觸，這種經常性的接觸來往，不單只是要談國家大事，也會談個人的生活起居、家庭狀況，所以君臣之間也深刻地彼此了解對方。這跟其它的歷代皇帝，也不相同，其它的皇帝在深宮中生活如何，臣子們多半是不知的，而皇帝也不會愿意去了解臣子們的個人生活究竟如何，所以在其它的皇帝時，君臣之間的關系，只限于談論國家大事而已，但太宗則深入到臣子們的個人生活領域去。

　　人與人之間，要產生感情，不是只談工作，若只談工作，是不容易建立私人感情的，要建立私人感情，必須要了解到對方的家庭、私生活、思想與價值觀念，才可能相互培養濃郁的感情。唐太宗在歷史上，是極其少見會主動去關心臣子們私人生活的皇帝。

　　貞觀四年，宰相杜如晦病重，唐太宗親自到他家慰問，兩人相見，都痛哭流涕。不久，杜如晦就病逝了，病逝當天，太宗在宮中，吃到一個瓜非常美味，他想起杜如晦也是喜歡吃這種瓜的人，心中不禁凄涼傷感，就停住不吃，吩咐宦官將這瓜送到杜如晦的靈前奠祭他。這充分表露出唐太宗身為君主對臣子的真情至性。

　　過了幾天，太宗賜給另外一位宰相房玄齡黃金袋，并對房玄齡說：“想當初如晦跟你，同心輔佐朕，如今所賜，只獨見你一人了，想起來，令人傷感。”于是凄然淚下。太宗接著又說：“朕聽說民間傳聞，鬼神畏懼黃金，所以朕命人做了這黃金袋，希望你送到如晦的靈前，獻祭給如晦。”過了兩天，太宗晚上夢見了杜如晦，第二天早上，太宗就告訴房玄齡，談起昨晚的夢，不禁感嘆唏噓，于是命宦官也把自己吃的食物送去祭奠如晦。到了第二年杜如晦的忌日時，太宗仍沒忘記此事，還派了宦官到杜如晦家中慰問其遺孀與子女，這份死而不忘的情感，也是史上少見的君臣之情。

　　貞觀十一年，鎮軍大將軍段志玄生病，太宗親自到志玄家中慰問，兩人互相涕泣，太宗眼看段志玄已經病危，就對他說：“你盡管放心，朕會賜給你兒子五品官。”段志玄聽聞，反請太宗將這五品官轉授給他弟弟段志感，太宗照志玄遺愿，賜給志感五品之官。不久，段志玄就死了，太宗為之哀痛不已。

　　貞觀十一年，尚書右仆射溫彥博去世，太宗很感慨地對左右說：“彥博憂國憂民，勞精竭神，朕已經覺得他平常壓力很大了，卻很后悔沒能讓他多去過些休閑生活，以至于早死，朕實在很難過。”左右告訴太宗說：“溫彥博家中很窮，家中并沒有正寢，他過世時，他的棺材與遺體是放在一個小房間中。”我們中國古人，非常重視“壽終正寢”的觀念，正寢就是一個家中的正室，太宗聞言，立刻吩咐工匠替溫彥博家中建造一個正寢，讓溫彥博的遺體可以停放在正寢上，也結束了一段君臣感情的佳話。

　　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中書令(當時宰相之一)馬周生了病，得了“消渴之癥”，即是類似于今日的糖尿病，經過一年多，馬周的病情仍未愈，唐太宗非常關心，為馬周尋找一個清靜的地方蓋了間住宅，讓馬周去住，派名醫去幫他看病，并經常派宦官去探望，有時還吩咐宦官，將自己吃的御膳送給馬周吃。有一次，太宗到了馬周家中，見他身體非常虛弱，太宗還親自為馬周調藥，令馬周感動不已，太宗走后，還交代皇太子，要太子常去馬周家問安。這種君臣感情，在別的朝代是很難看到的。

　　同樣的例子是李績(原名徐世績)，李績是唐朝的開國功臣，有一年，李績生病，醫生開了藥方，藥方中有一味是用人的胡須燒成灰，做成藥引，才能治療這種病。唐太宗聽到后，就把自己的胡須剪掉，命人燒成灰后送給李績做藥引。然而中國古人向來認為：身體發膚，是受之于父母，不敢毀傷，所以中國古人不剪發也不剃須，須發都留得長長的。太宗既然身為皇帝，他的須發自然更是尊貴，但他竟肯將自己的胡須剪下燒成灰，送給李績當做藥引，這種做法，不但令李績感動得直叩頭，頭都叩出血來，其它大臣們知道后，也自然極其動容。可是唐太宗對李績說：“你不用這樣叩頭，朕這么做是為了社稷，你不用如此重謝。”這種君臣之情的表現也是古來少有。

　　貞觀二十二年，宰相房玄齡舊疾復發，躺臥在床，唐太宗非常掛念，于是命人用轎子將房玄齡抬進宮中，直到皇帝身邊才停轎。唐太宗對躺在病床上的房玄齡痛哭流涕，玄齡也為之哽咽不已，于是太宗也命名醫救治他。同時還下令，房玄齡回自宅后，仍每天由皇宮內供給御膳給房玄齡，也每日派宦官探問房玄齡病情，如果回報是房玄齡能稍微進食一些食物了，唐太宗便面露喜色；如果宦官回報房玄齡病情加劇，唐太宗便臉色凝重凄慘。太宗對房玄齡的關懷之情，臣子們也都是有目共睹。后來房玄齡病重，臨死前，太宗到房玄齡的家中，和玄齡握手話別，兩人都悲不自勝，哭泣不已，君臣之間的感情，表露無疑。

　　魏征是貞觀年間最能諍諫的一位臣子，經常指正太宗的得失。貞觀十六年，魏征生病不能上朝，太宗派宦官每天探問。魏征的家中其實很貧儉簡陋，家中沒有“正寢”，唐太宗此時剛好想在宮中蓋一座小殿，聽到魏征家中竟沒有正寢的消息，就立刻要工匠們停工，把所有要建造小殿的材料送到魏征家中，為魏征蓋了間正寢。才五天工夫，正寢便完工，同時太宗還派宦官送了一些很素雅的棉被、枕褥給魏征。

　　太宗隨后親自去看魏征，魏征叩拜后正想講話，太宗就搶先對魏征說：“朕知道你又要來勸諫朕不要花費這些錢財幫你蓋房子，朕告訴你，這些東西都沒有另外花錢，因為這些材料本來就是要替宮中添一座小殿用的，朕現在停止蓋小殿，把這些材料送過來給你蓋正寢，并沒有多耗一分國家的錢，所以你不用操心了。”魏征聞言，當然感動地叩拜不已。過了幾天，魏征病重，太宗又到魏征家中，撫著魏征的手臂，痛哭流涕，并問魏征想要什么東西？魏征回答說：“臣不要任何的東西與撫恤，臣只擔憂國家的興亡。”

　　過了幾天一個夜里，太宗睡夢中夢見魏征跟他說話，到了天明時，外朝奏報：魏征已經過世，太宗聽了，大慟不已，并親自到魏征家吊祭，還下令宦官送了許多豐盛的物資與儀隊給魏征送殯。魏征的妻子裴氏，婉言拒絕，將禮物退還。太宗并沒有因此責怪裴氏，還在魏征出殯的那天，親自奔上皇宮的西樓，遠遠望著出殯隊伍。

　　因為按當時風俗，皇帝是不能親自為大臣送殯的，所以太宗只能站在皇宮最高的樓上，遠眺魏征的出殯靈車。此外，太宗也親自替魏征撰寫墓志銘文。皇帝親自為臣子撰寫墓志銘文，并還親自親筆書寫的，這在中國古代實在難以見到。

　　以上幾段的事例，都足以證明唐太宗跟他的臣子們之間感情是至死不渝的。

　　太宗跟臣子們的感情，是建立在相互的了解上。有一天，太宗和長孫無忌等幾位大臣們一起吃飯聊天，太宗就對長孫無忌等人說：“人苦于不能自知，你們應該當面來評論朕的得失。”長孫無忌說：“陛下武功文德，跨越古今，發號施令，無不妥之處，所以我們看不到陛下有任何錯失的地方。”太宗說：“朕是希望聽到你們批評我的過錯，你們現在卻反倒過來阿諛朕了，朕今天想當面談談各位的得失，以為鑒誡。言之者可以無過，聞之者可以自改。”于是太宗就對在座臣子們，有長孫無忌、高士廉、唐儉、楊思道、岑文本、劉洎、馬周、褚遂良等，都一一加以評論他們各自的優缺點，毫不保留。一個皇帝當著大臣們的面，批評大臣們的優缺點，這在歷史上也極少見，可見太宗對大臣們的了解非常深刻，這種深刻，也產生了他們之間濃厚的感情。

　　量大能容性真誠

　　唐太宗和他的臣子們能建立深厚的感情，其關鍵在太宗。下面幾點是造成他們君臣之間感情深厚的原因：

　　一、太宗心胸寬大，會原諒臣子們無心的過失：舉一個例子，劉洎任官散騎常侍，有一天太宗在玄武門宴請三品以上官員，在宴后，自己趁興拿了筆就寫草書。太宗平時就最喜歡王羲之的草書，他學王羲之的草書也非常成功，所以太宗的書法極好。太宗寫完后，就把寫的字賜給群臣，群臣們趁酒興，就紛紛前來搶這墨寶，太宗每一幅字寫完，大臣們就迫不及待從太宗手上搶過來，你爭我奪。而劉洎并沒有搶到，忽然心生一計，他跑到太宗御座上，到御座后面，當太宗寫完一幅字，他就從太宗背后一伸手就把這幅字先搶到手里了。

　　不過這個舉動，被在場所有官員看到后，大家就大叫說：“劉洎登上皇帝的龍床，罪該當死，請求陛下法辦。”太宗反而笑著說：“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床。”就是告訴大家今天是好玩的，不用太認真啦，事情也就沒有再追究了。由此可見，太宗心胸是非常寬大的。

　　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拿明太祖差不多的一個事例，來與唐太宗相比較，并說明明太祖的態度又會是如何。明太祖身邊有一大臣叫做唐肅，唐肅曾因為有一點小過錯，被明太祖免官放回鄉里，明太祖有一天想起唐肅，覺得可以繼續重用唐肅的才能，于是又再度把唐肅召回朝廷來。有一天，明太祖命令唐肅進宮，請唐肅吃飯，兩人吃完飯后，唐肅拿起筷子對明太祖作揖表示感謝，明太祖就問：“這是什么禮節啊？”唐肅就說：“臣少習俗禮。”明太祖卻怒說：“民間的俗禮，怎么可以天子面前為之？”于是就以不敬之罪，將唐肅貶官到毫州。

　　其實，吃完飯拿起筷子對皇帝作揖以代表感謝，這種無心的小動作，都會讓明太祖感覺到大為生氣，如果這件事情跟劉洎比起來，那劉洎犯的不敬之罪可就更大了。可是唐太宗知道劉洎登上龍床只是無意之舉，他也不過只是想得到皇帝的書法，才會有這無心的過失，所以不會計較他的無心之過，如此，才能維持君臣之間的感情。

　　二、理性而不猜疑：太宗和臣子們談論事情，都能就事論事，依理論事，不以個人的好惡判斷，也不猜疑臣子們的動機是什么。舉個例子，太宗時，有一位太常少卿(太常寺主管祭祀禮儀，太常少卿是太常寺的副長官，類似今日各部門的次長)，名叫祖孝孫，太宗有次要祖孝孫教宮女們音樂，宮女們把祖孝孫教的音樂表演給太宗聽，太宗聽了卻不滿意，就責備祖孝孫。

　　當時的宰相王珪和溫彥博，就起來諍諫說：“祖孝孫是個精通音律之人，也是位文人雅士，又擔任少卿，陛下忽然要他去教宮女們音樂，連我們都覺得很奇怪，我們也擔心天下議論這是件怪事。”太宗就很生氣地說：“你們都是我的腹心，應該盡忠職守，為什么現在要護下罔上，來為祖孝孫說情？”王珪就抗辯說：“臣本來是事‘前宮’(即太宗長兄建成太子，玄武門事變時為太宗所殺)，罪已當死，陛下哀憐寬恕臣之性命，又不以臣不肖，將臣放在樞密之地，臣自當恪盡忠職。今天臣所言，又豈是為了私事？不料陛下竟然認為臣之諍諫，是為了袒護私事而責罵臣，這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太宗聽到王珪義正詞嚴的話，也就默然不語了。

　　第二天上朝，太宗對房玄齡說：“自古帝王能納諫者極少，因為忠言逆耳，良藥苦口。昨天聽了王珪責怪朕的話，朕也覺得很后悔，各位不要因為朕昨日不高興，就不再直言進諫了。”太宗和王珪之間的這段對話，表現出太宗是位理性而不猜疑之君主，他并沒有猜疑王珪的動機是不是不正確，而是就事論事，依理論事，認為王珪所言有道理，所以太宗就愿意接受，這也維系了太宗跟王珪之間的感情。

　　如果王珪直言進諫，是遇到明太祖這般的君主，恐怕王珪早就被判以輕視君主之罪，因為王珪竟然敢說“這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的大逆不道之語，若是明太祖，早就殺了王珪了。

　　我們可以拿《明史•王樸傳》做為對照。王樸在明太祖洪武年間，擔任御史，性情非常梗直，常常跟明太祖辨是非而不肯屈。有一天，他又與明太祖發生爭執，雙方辯得非常激烈，明太祖也大為生氣，命令將王樸斬首。王樸被押到斬首之處，太祖又趕快把他召回，問他說：“你改不改？”王樸說：“陛下不以臣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愿速死耳。”

　　明太祖大怒，吩咐拖出去立即行刑，王樸于是就被殺了。王樸這一段故事跟王珪對照起來，我們可以看出唐太宗是一位非常理性，能克制自己的人，這是太宗能維持君臣良好感情的一關鍵。

　　三、太宗對臣子們有禮貌：皇帝對于臣子們，大體上是缺乏禮貌的，招之則來，呼之即去，但是太宗卻是以朋友態度對待臣子。以李績的事情為例，李績是唐朝的開國功臣，在貞觀十七年時，唐太宗立李治為皇太子，要李績來輔佐太子，所以任命李績為太子詹事兼左衛率。太宗對李績說：“我兒新登儲貳，需要好的人才來輔佐，朕現在將太子宮的事情委托給你，所以任命你做太子詹事。這官位，在資歷上來說，是委屈了你，請你不要見怪。”

　　這個故事說明了太宗對李績非常有禮貌。其實太子是未來的皇帝，輔佐太子，對政治前途來說，是一片看好，雖然官位可能一時有點委屈，因為太子詹事的官位并不高，但是地位卻很重要。且皇帝本來就可以任意調動臣子的職位的，給予一個臣子去輔佐太子，這是那個臣子的榮幸才對。可是太宗卻非常客氣，還向李績致歉，這可見太宗對臣子們的禮貌是非常周到的。這也是維持太宗與臣子間，君臣關系良好的因素。

　　再舉一個例子，張玄素擔任了宰相職務，有一天在大臣聚會時，太宗問張玄素是什么出身？張玄素在隋朝時是一位小吏，小吏，在唐朝人眼中是被看做十分卑微的人，所以他的出身很卑微，張玄素也為之慚愧，以致回答不出話來。孫伏伽在旁邊就諍諫太宗說：“陛下，您好像是在羞辱別人。”太宗立刻想到張玄素出身低微，馬上就向張玄素道歉。

　　其實皇帝問臣子們是何出身，本來是很平常之事，但是由于張玄素出身太卑微，太宗問張玄素的出身，在禮貌上是有欠缺的，所以太宗立刻道歉，這是太宗對臣子們表現很有禮貌態度的又一例。

　　四、太宗能夠接受臣子們的諍諫：唐太宗度量甚大，貞觀年間，臣子們幾乎無人不諫，而太宗也都能夠從善如流。在《新唐書》卷97〈魏征傳〉里面，有一段話說：“(魏征)狀貌不逾中人，有志膽，每犯顏進諫，雖逢帝甚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為霽威。”除魏征之外，貞觀年間大臣們諍諫的很多，而且有時諍諫態度也非常率直，太宗也不以為忤。

　　相對地，明太祖就沒有這種雅量了，我們舉明太祖兩個例子，可知明太祖對這方面的態度，跟唐太宗是完全不一樣。《明史》卷139《李仕魯傳》：“仕魯性剛介，由儒術起……以辟佛自任，及言不見用，遂請于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無惑乎臣言之不入也，還陛下笏，乞賜骸骨歸田里。’遂置笏于地。帝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階下。”

　　此外，在《明史》卷139《茹太素傳》也有一段記載：“(太素為刑部主事，上書陳時務累萬言)太祖令中書郎王敏誦而聽之，中言：‘才能之士，數年來幸存者，百無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言多忤觸。帝怒，召太素面詰，杖于朝。”從唐太宗跟明太祖的對照，可以發現唐太宗甚能接受臣下諍諫，而明太祖不能，于是造成貞觀年間君臣關系非常良好，而明太祖洪武年間君臣關系非常緊張，兩者大有差異。

　　五、唐太宗擁有權力而不濫用權力：中國古代，君主的行為是超越法律之上，所以君主的權力不是法律所能規范，他擁有無限的權力。中國古代許多君主，便濫用這種權力，像隋文帝、明太祖，都濫殺功臣，就是濫用君主權力的最具體表現。

　　唐太宗卻非常慎重地使用他君主的權力，太宗說：“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太宗這句話，實際上表現出他對君位的認識，是繼承中國儒家的民本思想。也就是說，太宗此言，反映出“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思想內涵，所以太宗非常慎重，不肯濫用權力，以免為天下人“棄而不用”。由于他不濫用權力，所以就能跟臣子們和平相處，于是感情也就更佳。

　　六、太宗以朋友之道來對待臣子：中國古代的皇帝，是沒有平等朋友的，因為在傳統“天地君親師”的觀念下，君是只有一個的，所以不會有地位相等的朋友。但太宗卻把自己降格下來，跟臣子們做平等地位，用朋友的態度來對待臣子，這在中國歷史上極少見到。在歷史上看到的好皇帝，對臣子態度較好的，也不過是不羞辱臣子而已，沒有像唐太宗這樣，對臣子像朋友一樣的平等地位相對待。因為太宗如此，所以他不自大，不自傲。

　　從以上六點可看出，唐太宗貞觀年間，君臣感情的濃厚，實際上是唐太宗苦心經營得來的。唐太宗沒有將他的臣子當成狗，而是將他們視為友人，如此，他的臣子們，也不會把太宗看成是猛虎，而把太宗看成是一位國君。于是，雙方就不會有一種緊張的關系存在。太宗身為君主，會對友人般的臣子交付感情，而臣子對于太宗，也就會盡量盡到忠心，雙方的互動，是非常人性的，于是，這種相互的交叉作用，當然就會產生一種濃濃的君臣之情。

　　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孔子的話，只是一個理想，在中國歷史上，君使臣以禮的，只有非常少的例子。貞觀年間，太宗對臣子們，真是待之以禮，當時的臣，事君也確實以忠，這種忠，不是一昧地阿諛順從皇帝，而是忠于國家，因為臣子們是把太宗視之為國君，君，一定附在國的上面，如果國亡，君也必定亡。

　　所以貞觀年間的臣子們，是穿過了君，而效忠于國，所以只要有利于國，他們便敢直接指責君主的失誤，這才是真正的忠。也就是說真正的忠，不是忠于君主一人，而是忠于國家。所以孔子說的“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在兩千年來的中國歷史上，唯有貞觀年間，把孔子這個理想實現了，可惜的是，只有短短的一段時間。(王壽南 臺灣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