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五•二○”和金圓券

　　5月20日就職大典那天，“心緒愁郁精神沉悶似乎到處都是黑暗悲傷凄慘未有如今之甚……更切辭職之念矣” (1948-5-20) 。(他的日記都沒有標點符號，我的引文皆保持原貌，包括留空、誤書、看不清楚的個別字眼等。)

　　在5月的“上月反省錄”中，他竟還留意到以色列復國，說美俄都承認了，卻遭到阿拉伯各國的圍攻；為自己因忙著應付“共匪內亂”而不能相助其立國感到慚愧。

　　惡名昭著的“金圓券”就是從1948年8月取代法幣上市的，到1949年7月，10個月之間貶值超過兩萬倍。雖說戰場上兵敗如山倒，但千萬百姓畢生積蓄化為廢紙的泣血哭號，更加速了“國民政府”在大陸的敗逃。

　　1948年8月蔣氏夫婦在廬山避暑，當時他對金圓券上市信心滿滿：“昨夜決定改革幣制與管制經濟日期余注重于輔幣之兌現以增加新幣之信用或可延長新幣之命運也”(1948-8-9) 。兩周后的反省錄里還興奮地記下：一星期下來總共收入1800多萬美元，僅上海一地就有300萬美元之多；對于人民如此熱情擁護幣制改革政策頗感意外與欣慰——其實他當然知道：人民是被強制在9月30日以前將私有的黃金、白銀、外幣交出來兌換中央銀行發行的金圓券，逾期沒收。

　　在8月的反省錄中，蔣氏再度肯定幣制改革：財政和經濟專家都曾反對，而且預測必然失敗，可是誰也想象不到，實行10天以后已收到2700萬元之多的美鈔了！得意之情躍于紙上。

　　讀到這里，我不禁掩卷嘆息。那一年，不計其數的升斗小民，正在往一個不知伊于胡底的深淵跌落；眼前紙上的美元數目升得越高，他們就跌得越深。

　　辭廟：1949年元月

　　1949年元旦，他的日記“提要”欄除了例行的“雪恥”兩字之外，還引用了“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至于至善”及“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兩段話，然后這樣寫：“今日又是一個新年新日了我的德行心靈果有新進否去年一年的失敗與恥辱之重大為從來所未有幸賴上帝的保佑竟得平安過去了自今年今日起必須做一新的人新的基督人來作新民建立新中國的開始以完成上帝所賦予的使命務以不愧為上帝的子民不失為基督的信徒自誓去年一年雖經過全年的試驗遭遇無數的兇險對于上帝與基督的信心毫不動搖實可引為自慰也” (1949-1-1) 。

　　接著在一周反省錄里研究分析下野后可能發生的情勢和對策；其后幾天的日記也多涉及中外各方反應，同時密切注意華北戰況，也不忘強調下野是為了“重起爐灶”(1949-1-17)。

　　下野前夕，蔣氏在1月16日到南京中山陵“別陵”。“正午到陵墓謁陵默禱此為離京別陵之紀念也” (1949-1-16) 。結果這次成了“辭廟”─—從此終其一生他再也沒有看見中山陵了。

　　正式下野之日，飛離南京小游杭州，次日便回老家奉化：“本日為余第三次告退下野之日只覺心安理得感謝 上帝恩德能使余得有如此順利引退為至幸離京起飛抵杭游憩如息重負也”( 1949-1-21) 。蔣氏寫到“天父”、“上帝”時常在前面空一格以示尊崇。

　　當此之際，蔣氏獲知李宗仁竟然擅自下令釋放張(學良)楊(虎城) ，他覺得這是公然與他為敵了(1949-1-22“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 。接著次日又聞傅作義已投降“變節”，雖說“不料”，其實三天前日記中已提及傅將家眷由重慶接到北平之舉，心存懷疑之際當已有數了。

　　檢討反省自是難免，“本月大事”寫了兩頁，對于下野他有這樣一番奇特的邏輯：如果他不下野，“共匪”就不會獲勝，中國就不會被俄國控制，美國也不會覺悟到中國的地位有多重要；他不下野中國就不會亡，但是眼看世界大戰無法避免，他既不能挽救這場浩劫不如下野，讓俄共猖獗赤禍蔓延到亞太甚至全世界，到那時美國就不能不負起責任了…。既然如此，那他何不以救國救世大局為重，忍辱負重不下野呢？不行，此乃命也：“惟此乃命也既生俄史(達林)又生美馬(歇爾)豈區區一身所能為力乎”。

　　最后結論還是怪罪美國：“此次革命剿匪之失敗并非失敗于共匪而乃失敗于俄史亦非失敗于俄史而乃失敗于美馬” (1949-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