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0月9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副刊刊登黃彬華的文章《中日是“同文同種”嗎？》說，徐福攜三千童男童女入海求仙的故事家喻戶曉，也有人因此認為日本人就是徐福的后代，日本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分支。作者認為，今時今日還存有這種“中日是同文同種”的思想顯示了我們不僅犯了夜郎自大的毛病，還證明我們有濃厚的“大中華思想”，既認不清自己，也看不透對方。

   原文摘錄如下：

　　一位報界前輩，聽說我是從日本留學回來的，曾正經八百地對我說：“日本與中國‘同文同種’嘛！就是徒弟打師傅，這點太不應該。”又說，“其實日本人就是徐福的后代，日文與中文也沒有重大差別，可惜我不會說日語而已。”

　　在唱《何日君再來》的時代，日本確曾大力鼓吹過“中日同文同種論”。至今還有一些華人，竟然也念念不忘“同文同種”之說。也許被徐福率領“三千童男童女”的故事所深深吸引；也許有過接觸日本滿街漢字招牌，什么“脫苦海”、“味之素”等漢字商標的經驗，被這種現象糊涂了；甚至被黃皮膚、黑頭發、面目酷似的外形所迷惑，不論是愛還是恨，結果都說，“我們是‘同文同種’嘛。”

　　說我們“同文同種”，沒有同化的目的，其實也無所謂。但是，如果因此相信，日本人就是徐福的后代，日本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分支，我們不僅犯了夜郎自大的毛病，還證明我們有濃厚的“大中華思想”，既認不清自己，也看不透對方。

　　從《日本論》到《菊與刀》

　　中國辛亥革命時期的著名人物，曾是孫中山秘書的戴季陶(1891~1949)，在他1928年出版的《日本論》中，曾經感嘆中國人對日本“很不認真研究”。他說，中國到日本留學的人，當時少說也有十萬，但認真研究日本的人卻少之又少。他說，除了“30年前”黃遵憲(公度)先生出版《日本國志》，再沒見過什么專論日本的書籍。他又說，“中國這個題目，日本人也不曉得放在解剖臺上，解剖了幾千百次，裝在實驗管里化驗了幾千百次。我們中國人卻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對，再不肯做研究功夫……這真叫做‘思想上閉關自守’，‘知識上的義和團’了。”

　　戴季陶80年前的批評，經過戰爭、和平，又半個世紀的時間流逝，中日是否已更加了解了呢？除了周作人曾有系統地研究過日本，真正對日本文化深入了解的人確實是鳳毛麟角。

　　能像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寫《菊與刀》那樣透徹分析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勾畫出日本人的文化模式，坦白說至今還沒有第二人。更令人敬佩的是，本尼迪克特不懂日文，沒有踏上過日本半寸土地，卻因為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她奉命“隔空”研究日本。雖然如此，她描述的日本卻是如此的真實，結論也完全不牽強附會。更甚的是，日本投降之后，保留天皇制，以二重構造方式統治日本，全都是根據她的研究成果和建議作出的。現在有人說，戰后日本變了，本尼迪克特描繪的日本也已步入歷史。但日本人的民族性、文化模式、行為特征依然如故。更重要是，至今沒有一本專著可以完全取代《菊與刀》。

　　如果華人世界依然保留著中日“同文同種”的想法，一、會不自覺地陷入大漢族沙文主義的陷阱；二、用有色眼鏡看日本，便永遠看不清日本真正的顏色；三、不能理解也不能預測未來日本的走向。